王先生不常回家，大约每月回来一次。每次，老俩口见面，总是重复着斗嘴，几年如一日。
    王大妈只要看见他回来，就会劈头盖脸地问：“你个要死的回来做什么？”
    王先生总是依然一副大丈夫模样：“这是我家，我高兴回来就回来，高兴走就走。”
    王大妈便讥笑他：“不是高兴，是饿的吧？”
    王先生在老伴面前有唾面自干的修养，不计较王大妈的讥讽：“别废话，先给我弄点吃的。”
    王大妈便会一面给他做饭，一面数叨：“我早就知道，你这张破嘴，迟早会惹祸。你说，毛主席都说要用小高炉炼钢铁，赶英超美。你竟敢说‘小高炉炼的铁不能用’，你这不是发昏吗？”
    王先生便会自语：“我没发昏，是他发昏。”
    王大妈便会惊慌地急忙捂住王先生的嘴：“祖宗，你作死啊？你自作自受，连工资都没有了，害我这么大年纪还要给人家做衣服、做针线活、给人帮工带孩子挣钱来养家糊口。你还想怎么害我们娘几个？”
    王先生就会得意地边吃饭边抖搂着二郎腿，说：“你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
    王大妈就会怒骂：“呸，老娘以后就嫁鸡随狗，嫁狗随鸡，你能把老娘怎么样？”
    王先生就一脸不屑地不断摇头。
    几年后，当地政府小学缺乏教师，又让他去学校教书了。
    我来到京剧团，找到了小时候的好友“淘气”。
    “淘气”大名徐云舟，是京剧团资深演员，工花脸，师裘派，与我自幼要好。
    童年时，我每天夜晚都大戏园看京剧，因为我家对面就是大戏园的后门。大戏园里面的人，无论是演员还是他们的跟包或琴师，我全都认识。因此，我看戏不必花钱买票。
    我在剧场观众席里，经常能看见名角“大和尚”蔡子文，在散场时到台下捡烟头。有时，他为防止烟头被别人捡完，没卸妆洗脸就先下来抢着捡烟头。
    刚刚在舞台上还是威风凛凛的西楚霸王，转眼就跑下台来满地捡烟头。特别是他还勾画着个大花脸，在昏暗的灯光下，那模样滑稽而恐怖。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因为蔡子文师从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他自己在梨园界的名气很大，是我很崇拜、敬佩的人。
    不懂世事的我，当时认为他不应当去捡烟头，让人瞧不起。
    那个时代艺人的穷苦，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位演黑头的吴继刚老演员，包公戏唱得好。他穷而好酒，经常到大井拐小商店赊酒，若被拒绝，就换一家小店再赊，锲而不舍。
    这些铭刻在脑际中的儿时影像，难以磨灭。
    现在想来真让我心酸。
    后来我与徐云舟谈及此事，他感叹说：“捡香烟烟头吸，当时在我们京剧团，非他蔡子文一人，有很多人都和他一样。毛泽东时代，特别是三年大饥荒的时候，这种事情很平常。唉，艺人贫穷啊！吴继刚在文革期间，一直被批斗，等平反恢复名誉后，因早就得了肝炎，没有及时救治，黄胆已遍全身，没几天，就辞世了……”
    真让人浩叹。
    以前我少年的时候，每天晚上京剧团散戏后，我就和京剧团的几个依然不想睡觉的小演们，到大街上到处溜达。一是贪玩，二是饿得睡不着。
    漫天的星星和月亮，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眼里，并无诗意。有些小朋友说的精彩的故事固然好听、有趣，但最深的感受还是整天到晚的肚饿肠饥。
    徐云舟的母亲苏宏甫，是我们六安著名的京剧老旦演员，父亲是著名武生演员。他自己当时也已经是京剧团的后起之秀。
    徐云舟绝顶聪明，专攻花脸。师从裘派，唱念做打俱佳，浑身是戏。
    在京剧团，我和徐云舟非常开心地见了面，同时我还见到了儿时的好友“小金龙”仇国平，他是京剧团演老生的后秀。
    我们都觉得对方长大了。
    当晚，我看了一场他们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霓虹灯下的哨兵》。
    第二天，我们又见了面。
    仇国平建议，说我难得回来，我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作纪念。
    此议被一致通过。
    临去照相馆，徐云舟突发奇想，在京剧团后台，找到管理服装的老师，借来三套西装。
    这三套西装，是六安京剧团为上演《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出戏，特地在上海置办的行头。我们穿在身上，顿时神气活现。
    徐云舟是光头，可以带帽，我和仇国平乱蓬蓬的头发太伤大雅，无奈，我俩又跑到理发店，化了两毛钱请理发的师傅，用铁钳将我们蓬乱的头发拉平。
    到了照相馆，换上西装，嘿嘿，我们立刻就有了人样。
    我不会打领带，由仇国平代劳为我系好。
    然后，我们照了一张合影，又分别各照了一张半身头像。
    这几张张照片，记录下我们苦中作乐的青春瞬间，我珍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