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王先生、王大妈、亲情旧邻和发小
    一九六五年底，阴历年前，我请探亲假回到阔别了一年半多的故乡六安。
    那时，我大姐夫刚好从乡下的先生店镇邮电局，调回县邮电局不久，住在东大街的邮电局家属宿舍，我住在他家。
    大姐比我大十五岁，非常疼爱我。
    她一看见我，就拉住我哭起来：“你怎么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啊？我问过了，那个什么叫什么大圹圩的地方苦得很啊，你这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
    我笑道：“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大姐哭着埋怨我说：“你这个不讲良心的东西啊，竟然这么长时间，你都不回来看我啊？”
    我笑道：“我这不是回来看你了吗？”
    大姐夫下班看见我回来，十分高兴，他特地上街买了一大盘卤肉，要我陪他喝酒。
    大姐夫爱喝酒，见我会喝酒了，他更高兴。
    我俩频频举杯，他一面和我干杯，一面再三叮嘱我在外面喝酒，不要过量。
    此时正值隆冬，我的习惯性冻疮又犯了，双脚都已冻肿。
    当晚吃完饭，大姐连夜给我做了一双新棉鞋，第二天穿在脚上，舒服极了。
    故乡六安城还是旧模样，贫穷中显现出祥和，落后中透露着安逸。当然，也有很多的懒散和无奈。
    但一切都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小东门外的九墩塘、城西的大淠河、城中一南一北两个古代的宝塔，以及城里的老巷古井，旧街深院，使我流连忘返。
    我贪婪地看着，品味着眼前的一切景象，回忆着儿时旧事。
    我回到书版巷原先我老家的院子看了看，房屋院落，一切依旧。
    大杂院里庭院中的树木，还是我走时那么大。老邻居见到我，都来嘘寒问暖，异常亲热。
    旧居两间茅草屋，现在有我大表哥一家居住，他孩子多，屋子里的地点显得很局促，几乎无立足之地。
    对门的老邻居王先生和王大妈一家，在我没走时就搬到小东街居住。现在，里面住的是照相馆的王大哥夫妇。
    儿时往事，历历在目。
    国民政府偏安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老邻居王先生三十多岁。
    他老家在农村，祖上出过翰林，他家这一支，分的有祖产田地。按新中国的政策，他算是地主。
    王先生并不过问农村老家田地庄稼的事情，他是读书人。可他在十年寒窗苦读书之后，没有考上大学。他又不想在老家种田，只好把田地租给别人种，带着王大妈和三个孩子，来到六安城里，以教书为生。
    他租住在我家对面的房子里，与我家中间只隔一个不到两丈宽的小院子。
    每年年底，我母亲都要买张大红纸，请人写上“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大字做中堂。
    有年，我母亲在挂中堂时，王先生站在院子里幽幽地说：“现在不能再挂‘天地君亲师位’的中堂啦，辛亥革命就推翻了君主皇帝，哪还有‘君’？”
    我母亲问：“那家家的中堂挂什么？”
    王先生指点说：“挂‘天地国亲师位’的中堂。虽然国家没了皇帝，但国家还在。所以现在的中堂，都写成‘天地国亲师位’了。”
    我母亲问：“报纸上说，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现在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最大，为什么不写‘天地民亲师位’呢？”
    王先生大不以为然，他严肃地说：“那是万万不可的！这‘天地国亲师’五个字是牌位，天地最大，在上面。中间是国家，下面是祖宗、双亲，最后是老师先生。你把‘国’换成‘民’字，按道理说也顺理成章。可是，要是有人说你家中堂上的这个‘民’，是民国，你怎么办？那你就是反对共产党，是希望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卷土重来啊！到那时候，你不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吗？”
    我母亲连连点头：“对对，这个醒提得好。我以后就叫人写‘天地国亲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