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八月三十日，重庆。
    “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伴随着歌谣的是无尽的轰炸。我有时都在怀疑这帮日本人究竟还有没有人性，他们真的和我们是同种生物吗？什么“高密度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制轰炸”等等，早已司空见惯，可今天居然连蒋委员长的黄山公馆都被炸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反正这些也不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该操心的，先填饱肚子再说罢。
    那些个血肉模糊的大腿横在路中央，还有一些乱成一堆的肠子在蠕动，我见到后恶心的想吐，便赶忙大步走开，谁想到刚走几步便被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绊倒了。定睛一瞧，竟是一个凌乱长发的半边脸在狰狞的瞪着我，向别处探去，那只断臂的手心里握着一个精致的小包，抓包的手指还在微微的抖动。我皱了皱眉头，双手合十拜了拜，心下念叨：“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老兄，对不住了，活人肚子要紧啊。”然后便缓缓探出手去，将包里的钞票洗劫一空后便像逃命似的，连滚带爬的离了去。
    我记得我当时根本是喘不上气的，胸口好闷，似是要窒息了似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哭出来，可能是搜刮来的钞票让我知道有饭吃了转而变的庆幸；又或者是饿的连哭出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罢。
    转过一个路口，顿时火光冲天，原来是在焚烧尸体。不过你竟然能从那官方宣布的“死人”堆里听到呻吟声！接下来还有源源不断的“尸体”被抬来，不管是死的还是昏厥的，只要一抬到这里，就有人往其身上撒石灰（防止尸体发臭的），然后往火坑里一撂，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阵的呻吟声，惨不忍睹······
    像我们这种穷人，从来不敢妄想有什么大的追求嘞，最高追求也就是填饱肚子，至少不做个饿死鬼。我也不怎么识字，所以不怎么会写文章。但此时此刻还是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出来，不求流传后世，只是为了证明阿个（贵州方言，那个）日本人完全就是在放屁！居然不承认重庆的轰炸！今天我这个贵州人就要帮拉们（贵州方言，他们）重庆人说说话，小日本这帮个杂种，真他娘的厮儿姑娘养的！草包私儿！
    民国三十年一月三日，重庆。
    前些年，也就是民国二十六年。正逢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日本人大概一时半会儿也打不到重庆，所以整个重庆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唯一乐土。兴许是各个文化人们俱要用擦的锃亮的皮鞋来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地位，是故我这个擦皮鞋的生意便好了起来。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这样我的收入较之前几年多了不少，每天还能啃上一两个窝窝头呢！虽然也有一些诸如南山泉水鸡、重庆小面等价格地道的小吃，不过用现在的话来讲让我吃一次可真是回到解放前了。
    邹容路和五四路口的交汇处有家聚缘茶馆，那可当真是个吃窝窝头的好地方。而且放眼整个大重庆，好像也只有聚缘茶馆才有窝窝头卖诶。并且那茶馆的老板还是我们贵州的老乡。听口音像是遵义的，不过也不一定。我是民国十六年离开兴义来到重庆的，老家那边的话兴许也记不大清了。不过不管怎样，老板始终是我们贵州人，这仍令我感到亲切。
    “刘师傅，来啦？”
    “昂，老样子，来一个窝窝头！”
    “唉，好嘞！”
    老板礼貌的和我闲谈了会，便又自顾自的忙了起来。
    我看他总有忙不完的帐。以前总是想找个机会和老板聊聊，可是无论何时，老板总是低着头手拿算盘在那儿拨弄来拨弄去。我不忍打扰他，是故是找不到甚么机会与之攀谈的。久而久之我也就放弃了与其聊天这一念想。
    不过这也丝毫不能影响我吃饭的心情。口袋里的零钱随着我夸张的吃相而叮当作响。于是周围的人就齐齐望向我，其中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先生乐呵呵的望着我：“刘师傅，近来可赚的不少哦？”
    “是呀，也不知犯了什么邪，那些个公子哥和有钱人三天两头的跑我这儿擦鞋。有时候同一个人一天就能擦好几次，我都有些忙不过来呢！”我向来很崇拜识字的人，对这位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便别过身来一本正经的回答他。
    那先生一听，更乐了，一拍桌子高声道：“这样好啊！咱劳动人民有钱了，社会就安定喽！不过啊，刘师傅，咱还得拜托你件事。”
    “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您尽管说。我刘三最佩服的就是你们这些喝过墨水的了。”虽然这么说着，但我很好奇，听他的口音竟是山东人，能跑到重庆来，还打扮的这么体面，想必是个大大有钱的人罢。
    “我下午要在省立重庆大学做讲演，擦鞋子一事还拜托您了。”
    原来他是个教书的先生，不过能在省立重庆大学做讲演那还真是了不起。我知道生意来了，便大手一挥：“好嘞！”说完便狼吞虎咽了那被啃得半残的窝头，忙起了自己的生意。
    说来这日子过的也算饱满。每天有忙不完的活，还能吃上一、两个窝窝头。晚上亦可以睡在火车站里，（这可是我和火车站的督察磨破嘴皮，每天为他擦鞋换来的）倒省了之前睡大街被警察驱赶的麻烦。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七日。
    这日，照常理来聚缘茶馆吃饭。吃了好久也不见先前那名戴金丝眼镜的先生。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位先生演讲时在宣传什么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类的，之后好像就再没什么人见到他了。我猜想大概是他的思想在重庆大学得不到共鸣，所以跑回山东了吧。不过好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天真······
    就在我享用窝窝头和四处“借来”（借是要还的，但我映象当中好像从来没有还过，所以加了引号）咸菜的时候，茶馆突然闯进了一群军爷。真他娘的厮儿姑娘养的，真的是闯！用这个字一点儿也不过分。那些人猛地掀开帘幕，一人端一把长枪，也不知是吓唬我们还是吓唬谁的，反正我是被吓唬住了。军爷们也不管我们作何表现，一进来就在那儿鬼喊：“三十五岁以下的男人都跟我们走！”
    在这儿吃饭的大多都是挺老实本分的穷人。要不然也不至于沦落到天天来啃窝窝头，那心眼儿多的都在白乐天的毛肚火锅逍遥呢！由于我们的老实本分，所以竟然乖乖的照那帮军爷的话做了。现在想来当时真是穷的傻，尽管我现在也并不富裕。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还是很崇拜那些个军爷的，嗯······也不能这么说。与其说是崇拜他们，倒不如说是羡慕他们耀武扬威的样子。所以，我毫无抗拒的就成了军爷们中的一员。
    其实当兵挺好的，每天有大白馒头吃，并且当你挂个枪走在重庆的大街上时，所有人都会对你敬而远之，那种唯我独尊的感觉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但好日子总是会到头的。而且是一溜烟就跑了，跑的甚快，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自从当了兵上了战场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打败仗了。我可悄悄告诉您们，不过您们别说出去啊。
    一般我们进入战场前都会提前备好两到三天的干粮。如果这第一仗赢了，那上头就会因为大喜过望而忘却了派友军来支援我们，他们更是会天真的以为我们这些个“战神”能把三天的干粮当十天吃，所以结果您们就可想而知喽。再者那小日本如果第一仗败了，必定会集结重兵饿虎般的反扑，到那时候就只有我们这些穷人（毕竟我们的命比较贱嘛）为了上头奖励的一碗红烧肉而甘愿留下来阻击敌人。说好听点叫为大部队撤退争取时间，说不好听就叫当替死鬼。
    那么我们再换一种假如的情况。假如第一仗我们输了，那上头一定会派友军来支援。可是我们这帮友军，真是搞不懂三天行军十公里是怎么做到的！结果您当然也已经猜到了。
    有人奇怪我这种半吊子的兵是怎么在残酷的战场上存活下来的。这您可就猜不到了。我的老本行在这时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师长是军部的红人，时常会被叫去军部开会。而每次他临走前，都会唤我帮他老人家将军靴擦亮。久而久之，他嫌每次差人到连队去叫我太麻烦也太慢，于是索性将我提拔到了他的警卫连。这样我就可以躲在师部，没事还可以耀武扬威的督战，并且再也不用面对那些可怕的洋鬼子了。虽然再也吃不到命换来的红烧肉了，不过每天的稀饭馒头也很令我满足了。
    尽管如此，在部队里始终还是性命堪忧的。真有种抱着一颗定时炸弹睡觉的感觉。为什么说是定时炸弹呢，因为您要知道只要您还身在部队一刻，就随时都有可能，哦，不对，是一定会最终面对死亡！
    我非常明白自己贫穷的命运，所以我所求的只是贫穷的活在一个乐土上。但显然，这里不是我的乐土，尽管它是某些人的乐土。我正酝酿一个惊天的计划——逃跑。先说一下，我可不是逃兵，我只是惜命而已！
    怎么逃跑的过程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您现在看到我少掉的那只耳朵就是在那时离我而去的。总之，您要晓得我是非常辛苦的。
    我逃离后初选的目的地是重庆。毕竟我仅有的“熟人们”都在那里。那重庆好像离战场也比较远，可能比较安全。不过前些天听难民们说重庆遭到了轰炸，委员长的什么黄山官邸也没能幸免于难。不过这有算什么呢？对于我这种经历过大场面的老兵来说这算什么呢？小日本炸几天还不就算了？带着这样天真的想法我回到了重庆。
    民国三十年八月三十日，无止境的轰炸。
    正如我开头所描述的那样，这非人道的暴行！而且我们毫无还手之力。譬如罢，就像一群被绑住腿脚的羊羔和一只饿了数天但却体力充沛的狼被关在了一个密封的圈子里。虽然这件事看起来不现实，但它却真真正正的发生在重庆！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战时首都！
    拿着从死人手里搜刮来的钞票，跌跌撞撞来到白乐天准备尝一尝梦寐以求的涮肚。却发现白乐天早已被炸得，诶，怎么形容呢？好吧，我只能说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从一堆废墟中找到了白乐天的“白”字招牌。看来暂时是享受不到这涮肚了，也罢。那是否鹿氏夫妇的三五火锅还在呢？好吧，很遗憾，他们都未能幸免于难。
    此时此刻，这里才不是什么乐土呢！可是，中国大地上的乐土又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