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怕死的，以前是，现在也是。不过在我模糊的记忆儿中，好像又不是那么杵窝子的。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三日，北平。七月的北平热的蒸人，街上鲜有行人，只瞧的见几个年少的顽童在街上嬉闹。我虽生性顽皮，不过对于这我是不算在内的，因为我是怕摔伤的人。
    但其实这程子北平好乱，当你走出家门，去外面遛达，或是去办事甚至听戏曲儿的时候，总会有一双眼睛，在身后望着你，直到见不着你的身影。我一直张着神，打听过。听驻扎北平的军爷们聊天时说没准儿是军统的特务，亦或是特高课日本人，当然喽，也有可能是中共的地下党。总之啊，现在的北平，犹使你感到不那么的舒服。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四日。这天，赵登禹师长全城广播，说是在卢沟桥加派驻扎部队并且禁止闲杂人等随意出入。这是北平人谁也没有想到的，卢沟桥竟成了军事要地。想是大家都想到那桥下的黄流，日夜呜咽，泛挹着青空的灏气，伴守着那沉默的郊野······所以俱是不免有些失落。而谁又能料到，那上浮青天，下嵌白石的巨桥，竟一直在等待着洪涛冲荡的一日。是的，就是后来大家都知晓的那一天——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
    今儿个是七月五日，路上的行人好像已褪去了昨日的失落，一切又变得与原先一样：行人的早发，朝气清蒙，还有那未散去若影若现勾人思感的月亮。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里，我在云雾飘渺的重庆也会傻傻的起个大早妄图去寻那还未消去的月儿。我打着哈欠儿，伸着懒腰，踱步在那一成不变的上学路上，尽管我一向渴望打漂儿（北京土话，在社会上闲逛）。又尽管今天清华的曾老头儿来我们北大讲课，但是大伙儿可都知道，他是个亲日派。在他的数学课上，总是这般夸耀，那般赞美的介绍那些日本的数学家诸如伊藤清什么的。是故像我们这样自诩爱国志士的青年们是万万不愿去听他的课的。可是那曾老头儿却还有理，还真是把不住边（北京土话，爱吹善侃的意思），挺搓火的，还总说什么只有了解你的对手才能真正打倒他。况且他也来头不小，是代表着清华来促进两方友好合作关系。是故蒋梦麟校长勒令我们一定要去上课。可我还是挺轴的。打卦（北京土话，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后决定卖回葱（北京土话，装傻充愣），以忘了上课时间为借口开始在这北平城东转转西转转，所以您要是瞧见我在八大胡同出没，可莫要以为我是在寻果儿（北京土话，女人的意思），我只是在打油飞罢了（北京土话，无目的的游荡）。
    安宁平静的一天，百无聊赖的一天，如此普通的一天。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六日。今天翻了翻之前未阅的旧报，嘴里嚼着豆面糕和艾窝窝，发现原来那些军爷们和日本人之前还在饭桌上争锋相对过，读来倒真是振奋人心。
    我是从重庆家中逃出，来北平上学的，如今算来倒也有三、四个年头。当然，父亲是重庆的大官，虽说是逃出来的，但我在北京是不愁钱的。只因我常与未婚妻月君通信，她也时常寄些钱给我，不过我自是知道那钱是父亲托月君转交给我的。但若真说在重庆我有什么放不下的，那也还是只有月君罢。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一日，重庆车站。
    “要走嘞。”
    “去哪？”
    “北平。”
    “杯话。（重庆土话，不听话）”
    “很快回来。”
    “你嘛哈儿嗦（重庆土话，你骗傻子呢）！”
    如此的对话作为我和月君的离别，明明都不用说土话的，却用了此般的方言，倒是缓和了之前紧张的气氛。只见她满脸微红咬了我的耳朵：“去北平可照顾好自己，我会在重庆等你。”
    “嗯！”
    简短的告别，但我确确实实感到那么的踏实，我知道的，我不是孤身一人，有一个人还在为我牵肠挂肚。所以我正打算几年学业完成，便回重庆向父母问个错然后和月君完婚，不为安逸享乐只为月君。就是不知她们重庆大学是否允许在校学生结婚。这个问题我在上个月的寄信中问了月君，至今未有回话。
    其实虽然自诩为爱国愤青，可我是不讨厌这样平静生活的，尽管北平城外是有许多日军的，又尽管生活并不“平静”。
    我是从那时知道自己原来是怕死的，不过也有可能是喜欢安逸喜欢和平。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还在熟睡中的我被枪声所惊醒。起先还以为是楼下的顽童在恶作剧放炮仗儿，许久才反应过来是枪声！由此方才惊觉：日本人打过来了！
    其实那天晚上的状况是危急的。只据后来的报导才知当夜驻丰台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朗带领，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以北地区举行夜间军事演习。晚11时许，日军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内的枪声而致使一名士兵失踪为由，欲闯入县城中搜寻。而驻城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零旅二一九团金振中营迅速请示旅长何基沣。而那何旅长果断命令部队绝不退让，誓死守卫宛平。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南京的蒋先生电令宋哲元等：“固守宛平，就地抵抗。”而这天，亦有大批的死尸被抬进城来。我行至路旁，猛然发现了曾老头儿。他耷拉着脑袋，原本满是皱纹的脸也被炸毁了一半。我仅是从他奇特的八字胡和那价值不菲的项链才晓得他的。这犹使我震惊，他怎会去那儿？他怎会死？他到底是什么人？我将一生不得而知。不过有时候人总是要留下点遗憾的。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蒋先生发表庐山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自此，我们便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血斗。
    蒋先生的这一番话虽是鼓励了大家抗战的士气，殊不知日军亦是来势凶猛，气焰甚是嚣张，更是扬言“军刀一旦出鞘，很难不见血而还。”
    至七月二十六日，日军在一连番的进攻中乘胜进占北仓、杨树等车站，彻底切断了天津与北平之间的交通。由此，北平保卫战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兴许是怕死亦或是思念月君？算了，谁懂呢！反正自七月七日以来这期间，我曾多次试图逃离北平，却无一次成功。毕竟真正能逃离了北京的又岂是像我这样的学生？我只能默默祈祷北平莫要沦陷。
    二十八日黎明，日军分路由南北西东四路向北平发起总攻。在日军优势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守军工事悉数被毁，士兵们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而南苑亦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为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
    “噴！噴！”穿过子弹横飞、炮火密集的泥泞路，我和其他志愿的同学们吃力的抬着急救的物资来到军官教导团的阵地。那是一个人间地狱，在那个地方所能谈论的也只有生和死。活着吧！作为一个上天宠幸的幸运儿！死去吧！作为一个为国捐躯的烈士儿！这两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不停切换，亦使我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原来怕死否只在一念之差。
    我本是怕死的，但内心的勇气似乎战胜了恐惧，促使我一头扎进了这人间地狱。我望着那硝烟弥漫的战场，窜入鼻中的是腐臭的死尸味儿与枪械开膛摩擦的火药味混合在一起儿，令人作呕。
    “全体隐蔽！”只听佟麟阁副军长一声大喊，接踵而来的便是无数的炮弹。一名老兵赶忙将我按倒在地上，而他却被榴弹片击中，然后踉跄了几下跌倒在火堆中，身体随之燃烧起来。我望着眼前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股烧焦的烤肉味儿钻入鼻中。若是在平时定会引得肚子呱呱叫，可现在却直叫人暗暗作呕。以至于在我剩下的日子里，是再未吃过烤肉的，只因那味道犹使我心头如绞、心下难过。
    炮击过后便是日军的冲锋。弹药匮乏的二十九军只有亮出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纵然是训练有素的大刀队，在与日军的肉搏中也占不到丝毫便宜。我们学生被一个十几人的教导小队护送离了战场，退至第二道防线。尽管如此，我却没有丝毫临阵脱逃的惭愧，反而倒使我松了口气。兴许是庆幸自己无需再去闻那烤人肉的味了罢。
    不过未久，便听闻赵登禹师长右臂中弹负伤，正在大伙儿担心时，又传来了他腿部等处受伤的噩耗。殊不知正是这次的负伤，致使赵师长在后来狙击敌军时行动不便，于黄亭子被日伏兵击中胸部壮烈殉国。
    枪声停了，喊杀声也停了，想必是战斗也停了罢。我望着那被炮弹砸过焦黑的土地，心下一阵唏嘘：也不知要过多久这土地才能重新长出嫩芽来？不过后来我晓得了，大概是七、八年吧。
    在与这帮军爷相处的过程中，总是听他们抱怨命如何不值钱，战争如何惨烈。而且他们都时常说着自己怕死，渴望回家娶老婆抱孩子。总之是不积极的，搞得我们这些学生甚是瞧不起他们，毕竟我们自诩是不怕死的。
    下午，我们与佟副军长、赵师长一起向大江门转移，中途却遭到日军的层层包围。佟副军长被日军机枪射中腿部，虽有部下劝其退下，但是他执意不肯，咬着牙站了起来沉声道：“情况紧急，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随后仍然继续率部作战。而我们这些个“不怕死”的学生们却惹得赵师长派一半的兵力护送我们突围至保定。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是一直被保护着的。
    后来的事我便不大了解，只听说佟副军长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头部再受重伤，流血过多而亡。七月三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其为陆军上将。八月一日，冯玉祥先生亦以《吊佟赵》一诗，遥寄深情：
    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赵是二十三年的兄弟。
    我们艰苦共尝，我们患难相从。
    论学习：佟入高教团，用过一年功；赵入教导团，八个月后即回营。
    论体格：同样强壮，但赵比佟更伟雄。
    佟善练兵心极细，赵长杀敌夜袭营。
    佟极俭朴，而信教甚诚；赵极孝义，而尤能笃行。
    二人是一样的忠，二人是一样的勇。
    如今同为抗敌阵亡，使我何等悲伤！
    但我替他二位想想，又觉得庆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受国家培养，必须这样死，方是最好下场。
    后死者奋力抗战，都奉你们为榜样。
    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敌焰如何猖狂。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你们二位在前面等我，我要不久把你们赶上。
    而佟赵二位军爷棱角分明的轮廓在我脑海中，至今清晰可忆。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沦陷。北平，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而随之而来的另一噩耗便是：民国七月三十日，天津沦陷。
    乘火车从保定回重庆是要些时间的。在保定的日子是艰苦而又充满恐惧的。空荡的口袋和日军逼近的铁骑一次又一次的在提醒我，回去吧！回到故乡吧！不过还好，父亲在太原的朋友搞了张机票给我，于是先至太原再回重庆，便是不到三、两天的时间。
    重庆，给我以“家园感”。迷雾下人的世界常常又显得陌生；而月光下山的世界，却是那么友善那么柔情。只可惜迷雾重重，是持续不了多少时间的。山色苍苍，山风咧咧，给予我一种久违了的信念与气度。不过我又常常恐惧着，早起却再见不着那未消的明月，剧院也再见不到梅先生的英姿，不免抹去眼泪挥一挥手，对北平，对那已故的英灵，说再见，再也不见，但却想见······
    我曾把北平当作我的故乡，以至于我在写这篇回忆时刻意用了些北平的土话。不过还真是他大爷的，人越老记性越差。当年蒋先生和毛先生那些振奋人心的话儿，现在却记不得几句了。但那日军大兴入寇，卑劣诈骗，巧取我平津，焚烧杀掠，蹂躏我同胞，天津化为灰烬，北平沦为倭巢，此成我民族莫大之奇耻，亦中国历史未有之巨变。是犹使我感到悲愤的。
    回到重庆，家中房子周围长满了野花野草，似是久未有人踏足。原来，我终究是孤身一人。
    旧景辨来徒有意，故园归去却无家。
    后来，我再没回过北平。但没事的时候，我总喜欢伏在三楼的阳台上，往东北方向看一看北平。那儿存在着我的友人，我奋斗的足迹，我的青春。但同时那些长途跋涉去寻我的亲人和恋人却也长眠于那儿。是的，我怕死，最怕见到他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