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徒》延伸之：疯子（三）
    （七）
    走出看守所的他，就像换了一个人，缺少了热血，更多了些低调和自嘲。他想做一个普通人，凭劳力吃饭。于是，他到贵州、山东打工，并在此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离婚的贵州女人，那女人带着女儿跟随了他。
    这是一个没有务工的女人，由于没有收入，常被视为懒惰，以至于他的兄长、弟弟都看不起她。人们劝说他：“要结婚就办结婚证，要甩了就甩了，不要无名无份地这么过着。”他常常陷于极度的忍耐之中，总是想多干一点活，多挣一点钱，修房造屋，娶了这个女人。当然，他仍然喝酒，仍然打牌。他的周围充满了沉重的舆论压力，人们都以“劳改犯”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人，而他的回应只是自嘲地笑笑。有时，他活得很累，没完没了地为家庭着想，又没完没了地为长兄、长姐着想，总想报答小时候的养育之恩。
    这么多年，他只打过一次架。有一个包工头调戏他的老婆，他提起砖刀，砍伤了那个人。那人的家属和朋友来找他算账，意思很明白：“你懂功夫，我们不敢碰你，我们只要你出点钱，8000块钱就可以把这笔账一笔勾销。”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会像陈真攻打日本虹口道场那样猛力出击，没想到，他拿出5000块钱：“对不住！我只有这么多。如果你们觉得不够的话，可以过来把我的手指切一根。”说罢，拿来一把菜刀，递给对方，自己又把手指撑在板凳上。在场的人都害怕了，拿了5000块钱赶紧走人。事后，很多人都说他变了，这变化究竟是好是坏，也有诸多说法。他有时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想起过去的许多事，却害怕去回忆。他想做个普通人，不偷不抢，不打不杀，不结仇，不欠债，全靠自己的双手来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养活自己及家人。
    他常会遭到太多的责备、埋怨、奚落、白眼。尤其是人们发现他这样一个曾经算得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居然也变得软弱起来的时候，再也没有谁把他当根葱。譬如工资被建筑公司拖欠，他顶多就是忍，不断地忍下去。他把“忍”字拿刀刻在自己的手心里，然后滴上墨汁。即使在车上遭遇一些混混，他干脆拿出一两百块钱，送给他们抽烟之用。他忍了许多年，一点点地挣钱，有所积蓄，而后又去帮扶一些困难中的人。他的四哥去世，他的二姐瘫痪，他都曾帮助过。也有些社会朋友，到落难时，他都会扶助一把。他那没扯结婚证的老婆有时会高声骂他“窝囊”、“死脑筋”，他那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会向他投以白眼、憎恨，可是他都会自嘲着，最多就是以酒解忧。
    终于，许多年过去了，他再次回到家乡。他要建房，像个毕恭毕敬的人那样，希望能够有片土地做地基。起初，没有人反对。他花了一些钱，请了一些人吃饭，正要着手建房时，他的嫂子不同意让出土地。紧接着，女儿离家出走。再紧接着，他的所有亲人都不再管他的事。他借酒浇愁，大肆赌博，输得一干二净。没有钱的日子真难，他开始逼迫欠他钱的人还债，钱是拿回来了，可是远远不够。他在焦虑和愤怒中一天天地度过，已经无心去想自己怎么才能拥有一个正常的家。他所信赖的亲人，都视他为麻烦，越来越远离他。人们传言他疯了，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说要杀这个、杀那个。他的那把匕首在磨刀石上磨了又磨，在白布上擦了又擦。
    （八）
    他突然觉得这人生的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自己想当个好人，忍了又忍，忍了再忍，可最终的结果居然都是面对一群只顾利益不顾道义的小人。他开始憎恨这个世界，面对那些冷漠者，他更是多了一些仇恨的臆想。他真的想杀人，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都被耍了。
    他把手机扔进水田里，把兄长家中的一切焚烧掉，把能砸的都砸烂。半夜三更，他要让老婆起床，跪在地上，一把刀子在她脸上晃来晃去。他会在深夜爬上邻居的屋顶，威胁说：“出来啊，出来我就杀你全家。”他会在公路上打滚，会在公众场合耍刀。“报警吧，报警吧！”人们都这样说。他觉得一切都完了，自己必须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情，让方圆三十里之内重新怕他。
    他带着刀子飘来荡去，谁见到他，都不敢说他半句，谁敢冒犯他，他就要杀谁。警察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但也拖着，并解释说：“我们曾经执行过一个关于‘武疯子’的任务，一个才当警察的小年轻，去抢夺‘武疯子’手上的刀，被一刀刺中心脏，当场死亡。对于这种人，就是打枪也只能打麻醉枪、网枪。唯一的办法，就是送到精神病院，费用上政府可以贴补1000块左右，如果加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55%。”
    没有亲人愿意来管这件事，他们甚至希望“该死该活，随他去”。他已经隐约感到自己真的疯了，起初只想吓唬吓唬人们，没想到假戏真做，搞得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真疯还是假疯。他频繁地喝酒，频繁地烂醉，身上长满了红点，已经严重中毒。最终，他的妹妹想尽了办法，在差点被举起的刀杀害之前，给他服用的药起了作用。精神病院的专车携带一批经受过武警训练的特殊医生，将其带上车，送到了那个哀嚎的精神病院。
    他的老婆声泪交加：“他真的疯了。虽然他要杀这个、要杀那个，但我不觉得他一点道理都没有。这么多年，他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么多年，他忍气吞声了多少次？这世道啊……”这个一脸苍老的贵州女人，此后极少说一句话，人们把矛头对准了她。她没有别的追求，只希望自己那个没扯结婚证的丈夫能够好转过来，而她自己呢，则只是想做一点庄稼，做出一点粮食，以求能够在这样的年头不被饿死。
    虽然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虽然她并不清楚自己以后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下去多久，但是，她觉得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就当自己已经死过一次又活了过来，可以为这个受过太多委屈的男人做一点报答。就在这几天，她卑微地向别人借20块钱，那个数目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但在她的眼里，那些钱可以让她活到丈夫出院之时。
    （九）
    急促的脚步声再次传来，在空空荡荡的房间。被当作疯子的他，已经看不到自己的脸，仿佛又在死亡中生存着。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