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结果是，严教授好像是听见这句话了，因为他的讲课有几秒钟的停顿，可是又不想是听见了，因为他的讲课顺畅，甚至接下来的讲课更为精彩，刚才的那几秒钟的停顿好像是在思考一些问题，或者是想改换一下语气似的。总之，在严教授眼里面，好象讲台下面空无一人，根本就不值得他去看一眼。
    邱则洋因为严教授的冷遇而气愤，他的脸因为刚才的激动而变红，又因为严教授的无动于衷而变白，而终于恼怒了起来。
    于是，邱则洋把背包猛地摔到了肩膀上，昂着头，大踏步地从讲台上穿过，从讲台上严教授的眼前走过，神情有些悲壮。
    经过邱泽洋的这一闹，教室里总算安静了不少，后排几个同学高声阔论的声音渐渐地小了，少了，大多变成了窃窃私语。
    前排我们几个人是来听课的，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捣乱，也有几个睡觉的继续在睡觉，所以现在这个能容一百多人的教室里突然感觉空荡荡的，没有人大声说话，也没有人来回走动，仅剩下严教授抑扬顿挫的声音和一些低低的讨论声。
    我能听见后排有几个同学在说：“这个人叫邱泽洋。”
    “可能是刚来的吧，不懂规矩。”
    “受不了就走吗，你当你是谁？”
    后来，真的有一些忍受不了这种气氛的同学相继地离开了教室，钟洋也想走，他是夹了书本要走的，结果被我拦了下来。
    我说：“快下课了，我们等到下课的时候再走吧，现在出去了去哪儿啊。”可能钟洋是怕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所以才留下来，因为一直到下课他都没有把书给打开，更别说记录笔记了。这样到下课前，偌大的教室里仅剩下前排的十一二个同学在听严教授讲解尼采的“上帝死了”之语和尼采的强权政治。
    我终于和钟洋坚持了下来，因为我想看看严教授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来结束这节课程的。
    下课铃声敲响的时候，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是的，结束了。结束后的严教授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将杯子中的水倒掉，将一次性的杯子扔进垃圾桶中，把椅子挪回原处，把黑板上仅有的几个板书擦干净，然后仍然是昂着头，走了。
    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
    我目瞪口呆，真的是目瞪口呆，脑袋一直转不过这个弯来：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钟洋拉了拉我我才回过神来，才和钟洋一起走了出去。我想，下课的时候严教授一定会对上课过程中的不快进行一下解释，这是最起码的素养或者说是礼貌吧，可是，严教授没有这样做。
    后来我真的了解到了这里的讲师和教授们大多都是这个样子的，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对我们这些新生表现出一定的热情的，而且有些课程的讲师们还是比较负责的，比如我所选修的应用化学专业，这个专业的讲师们偶尔对逃他们课程的同学会用眼神表示一下不满，但是只是后来，当他们看到我们跟我们的师兄师姐门一个德行的时候，他们也就变的跟严教授一样了。
    于是，我们便称这些老师狂傲，我们对他们这样态度的唯一做法也是最有效的做法便是逃他们的课——我们是在逃他们的课，感觉不去上那个教授的课程就是对他最大的伤害一样，我们自己的学业反而倒在其次了。
    这种本末倒置的情景终于在这个学期刚进行一半的时候，学校里某些正直的教授和一些行政人员再也容忍不下这种事态的发展了，于是学校院长办公室授权学生处突击抽查了哲学院的一间教室，其结果令人吃惊的是，整间能容纳三百人的集体教室里只有几个同学在听课而已，而且，有两三个同学说他们是看中了这里安静的环境后才来这里睡觉的。于是，这些检查人员在大为震惊的情况下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之余又悄无声息的把应该上课的同学们统统都统计了起来。继而，学生处的管理人员们将检查的范围扩大了，他们将哲学院的所有教室都封堵住，然后清点人数，只要是选读了该天下午课程而检查的时候不在教室上课的同学全部被记录在案，有一个管理人员甚至吆喝着说，这些同学们将被记一次大过，并且写入个人档案内。我们的档案在他们那些人手里，这个东西和毕业证是他们可以要挟我们的两样东西。
    这次小规模突击检查的日子，学生处的管理人员安排在了哲学院和人文学院两个院系之间进行足球比赛的当天。结果，那些热情高涨的为着自己喜爱的球队欢呼加油的同学们便被逮了个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