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字元子，谯国龙亢（安徽怀远县西北龙亢集）人，是东晋的名将、权臣。桓温出身世族，但是并非最高门第，而且自幼豪爽好赌且能杀。后来尚南康长公主为妻，成了晋明帝的大女婿。然而由于他是武将，颇被把持朝政的文官讥诮捉弄。
    桓温畏妻如虎，桓家侍女尽是南康长公主精心挑选的丑泼悍妇。征蜀之时，桓温大败李势，在掠虏之时，他看见了李势的妹妹。这位李美人长发披地，风姿绝世。桓温多年来饱受折磨的眼球终于开了眼界，差点没把眼珠子掉出来。顿时忘了公主之威，将李氏纳为妾并藏在外宅中。
    南康长公主闻讯大怒，手执利刃，带着几十名手执刀棒的壮妇打上门去。当她们冲进李氏的居所时，她正在窗边梳头，而且一点也未被这阵势吓住，从容不迫地梳好长头之后，向南康长公主施礼道：“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长公主竟能眼看着她慢慢地梳头，而不是不容分说地动刀子，长公主其实也被李氏的美丽给惊呆了。听了这席话，她干脆把手里的刀子丢在一边，将李氏扶了起来，说：“我见犹怜，何况老奴！”
    （妻妾同心之后，桓温的日子看来不会比当初好过多少。）
    然而桓温并不仅仅是惧内的丈夫，他征蜀之战足以展现他的军事才干。对于萎缩一隅已久的东晋王朝来说，这无异于是强心针。
    桓温征蜀大胜的时间，在褚蒜子听政的第三年春天。由于这场来之不易的大胜，桓温于次年被封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贺郡公。
    桓温的权力和声望涨得太快，成了褚太后的心病。当后来长江以北五胡王国一片混乱、北伐好机会来到的时候，为了遏制桓温，她根据众人的朝议和推荐，起用号称“管仲再世”的殷浩北伐。
    然而这是一项失败的决策。殷浩的“才具”，其实是东晋士族“清谈”风范、沽名钓誉催生出的怪胎，完全是虚夸浮表。他的北伐结果是全盘失败，不但丧失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大好战机，还甚至于逼反降将，非但没有收回故土，反而倒找给了敌人许多原本在东晋控制中的土地。
    殷浩狼狈回朝后，褚蒜子将这个丢人的家伙撤职为民，于永和十年（公元354）二月，再次起用桓温，让其率兵四万北伐。
    桓温果然旗开得胜，一路北上，直打到长安灞上，并且开始管理地方事务，令西晋故土上的百姓们欢天喜地。
    然而就在桓温犹豫是否进军长安之时，前秦国主符健却施了一个“绝后计”，暗中派人将各地尚且成熟的粮食都全部毁掉，使得东晋驻军无粮可食。六月，军粮缺乏的晋军被前秦大败于白鹿原，断了粮的桓温只得败返襄阳。
    虽然如此，桓温仍然得到东晋朝廷的褒赏，升为征讨大都督。直到此时，桓温还是比较服从东晋朝廷的指挥的。真正发展到位极人臣、目中无人而难以压制，是在褚蒜子归政之后发生的事情。
    永和十一年的年底，褚蒜子的生母寻阳乡君谢夫人病逝。对于外祖母的去世，晋穆帝采用了与外祖父之丧一样的高规格：“悬而不乐”。
    褚蒜子律己甚严，她的父亲褚裒先后娶过三位妻子，除了她的母亲谢夫人，还有早逝的荀夫人、卞夫人。在封谢夫人为寻阳乡君时，朝臣上表要求将荀氏卞氏也一起追封，被褚蒜子拒绝了。褚裒上朝之时，对女儿行君臣大礼；而退朝或归宁娘家的时候，褚蒜子则一律向父亲行家礼。
    随着寻阳乡君的去世，时间也推进到了永和十二年。这时，褚蒜子的儿子晋穆帝司马聃，也快十五岁了。
    第二年，晋升平元年（公元357）春正月壬戌朔，褚蒜子为十五岁的司马聃举行了冠礼，然后主动归政皇帝，退居崇德宫。
    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对群臣请求自己继续垂帘听政的情况表明归隐的态度，褚蒜子先后下了两道诏书。
    归政之诏：“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绪之微，眇若赘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劝喻摄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义，僶俛敬从，弗遑固守。仰凭七庙之灵，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礼成德备，当阳亲览，临御万国。今归事反政，一依旧典。”
    退隐崇德宫后，再次手诏群臣拒绝垂帘听政：“昔以皇帝幼冲，从群后之议，既以暗弱，又频丁极艰，衔恤历祀，沈忧在疚。司徒亲尊德重，训救其弊，王室之不坏，实公是恁。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愿诸君子思量远算，戮力一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归别宫，以终余齿。仰惟家国，故以一言托怀。”
    然而，褚蒜子归隐之后，朝中以司马昱为首的重臣们虽然身为男子，却没有褚蒜子的权谋之术，在他们的手里，桓温一步步地放纵起来。
    首先是司马昱。很早之前，刘惔就曾经向他进言，说桓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常宜抑之。”，然而司马昱是只绣花枕头，虽然长了副俊美的好皮囊，实际上是集东晋士族腐气大成于一身，是个只会“清谈”的军政弱智，他想学褚裒的“皮里春秋”，却学了个四不象的表面文章，褚裒的不表态只是权宜之计，司马昱却是真正的不表态、不策谋、不出主意，辅政的方法只是得过且过，拱手点头而已。——对于刘惔的提醒和正确主张，他不作任何反应，任凭桓温声势日益高涨。
    桓温是一代英雄，有雄心也有奇才，如果控制得宜，他也许真能成就大功业，然而问题在于司马昱等人是一干庸物，根本不懂、也无力驾驭，这就造成了后来桓温对东晋朝廷的蔑视以及桓温桓玄父子的“逆乱”。
    在褚蒜子首次听政的最后一年里，桓温再次北伐。这一次北伐的成果更大，他光复了洛阳，还修整了在战乱中毁坏的历代汉晋帝王陵墓。晋穆帝正式执政后，高唱凯歌南返的桓温被厚加褒赏，自己被加封郡公不算，就连次子桓济都被封为“临贺县公”（长子桓玄是要继承父爵的）。到此时，桓温在军队和民间的声望，已是举国无人能及。
    桓温意气风发的同时，褚蒜子归隐后的日子其实非常坎坷。
    升平五年（公元361）夏五月丁巳，褚蒜子遭到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她唯一的孩子晋穆帝司马聃忽然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这时他才只有十九岁。不到四十岁的褚蒜子在青年丧偶之后，不得不又接受丧子的厄运。
    但是老天并不合作，它连哀伤的时间都没有多给褚蒜子，就要让她面对王朝的又一次危机：早逝的穆帝没有儿子，晋王朝的新帝从何来？她很快就理清头绪，从司马氏诸王中找到了血统上与帝位最接近的人选：晋成帝长子琅琊王司马丕。
    几乎就是司马聃病逝的同一天，褚蒜子的“皇太后令”就颁布了，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
    司马聃去世后的第三天，他二十一岁的堂兄司马丕登上了东晋王位。是为哀帝。
    司马丕已经成年，作为婶母的褚蒜子自然没有垂帘听政的必要。也许是因为婶母的策立，也许是因为婶母的影响力，司马丕称帝后仅仅封自己的生母周氏为皇太妃。东晋王朝仍然只有褚蒜子这一位太后。
    然而在治国的方略雄图上，这位年青人却辜负了褚蒜子的期望，他苟安胆小，而且贪生怕死。他即位的第二年，桓温向哀帝上书，请求迁都洛阳，让痛失故土的北方人都返回家园。然而哀帝和他的文臣们既怕战乱后的洛阳荒凉贫苦，又怕因此受制于将领，桓温的这项主张得到了哀帝和大臣们的如此回应：“我们这些南迁的人已经在此生活了几代，早就习以为常，最初迁来的人们很多也埋藏在此。如果离开的话，如今在南方的田宅谁来照管？照管不来又卖给谁？北返的车马也很难齐备，北方虽收复一些地方，但是仍然不安定，不值得为此抛弃南方的安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