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和宰相们也知道，如此大动作不可能不引起世人非议，格外重视收徕朝臣，名将旧相刘仁轨就是其中之一。这时的刘仁轨已经八十三岁，很有威望，武后特地命他为“西京留守”，并写信给他说：“昔汉以关中之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刘仁轨虽然年老，但是朝中事务都看得明明白白，他回信给武后，表示自己年老难任，并说“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劝武后不要重蹈覆辙。
    其实这样的劝诫毫无作用。权力一旦在手，无论愿意不愿意，都只能被它驱使着往前走，后退只有死路一条。但初掌大权的武后并不想得罪老臣，因此她特派侄儿武承嗣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刘仁轨，信中说：“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足够了，刘仁轨见好就收，也不曾再出头干涉朝政治理。免了武后的麻烦。
    民间舆论也是武后关注的一面。有十几名羽林军官去酒坊找乐子，闲聊中有一人发牢骚说：“兄弟们冒着风险拥立了新皇帝却没得到什么封赏，早知如此，还不如拥戴庐陵王一直当皇帝呢！”众人斥喝戏笑，也没把他这句话当真。谁知同伴中的一人却悄悄起身，赶往皇宫密告。酒宴未散，抓捕的军队就已经包围了酒坊。结果，发牢骚的被处斩，席中诸人不管听到没听到那句戏话，都被安上知情不报的罪名绞死。告密者官至五品，十几名同伴的性命为他换了一身浅绯金带的新官袍。
    这位新晋五品官的升发之道，当然被众口一词地咒骂了个底朝天。然而更多的人在道貌岸然地指责此行径的同时，暗地里却满心的艳慕。告密就此成风。
    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又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妥当。而这时距高宗去世还不满一百天，一切就发生在他的灵柩不远处。
    八月十一日，高宗终于入土为安，睡进了他的乾陵，可以对地面上妻儿子孙们的事情眼不见心不烦了。
    此时的武后，已经迅速地掌握了王朝的军政要害。对于这些，武后的侄儿武承嗣满心欢喜，他期待自己也有登天的那一日，却又从父亲和表兄弟们的遭遇中明白姑母不容他人染指权力，冥思苦想之后他奏请追封武家先祖为王。武后当然乐于光宗耀祖，打算照办。
    裴炎得知此事，立即劝阻说：“太后母临天下，应当凡事至公，不可以私偏自己的亲属。难道忘了汉朝吕氏家族是怎么败落的吗？”
    武后反驳道：“吕雉将权力交给亲属生者，所以才会败；我只不过是追尊亡者，有什么关系！”裴炎坚持道：“凡事都要防微杜渐，怎么可以随便呢！”武后根本不听裴炎的那一套，坚持追尊了自己的祖先，只是稍打了个折扣，把七代祖减为五代祖。死了五十多年的武士彟成了魏王，而武承嗣做为武家的继承人，不动声色地也就轻易成了新任魏王。
    在此之前，武后已经将唐王朝的旗帜、官职名称、服色、都城名、纪元全部改了个遍，如今再追尊诸祖，隐然已有改换天下的气象。不过这一切看在众人眼里，却并没有多少意外。原因很简单，高宗在世时，李唐王朝的这些职官舆服城名纪年，早就被来回地改过多次，大家早已看花了眼。至于追封武后祖上，那更是高宗常办的事，人们早已习惯成自然了。
    不过无论如何，皇帝正当盛年，却由太后临朝称制，也太说不过去了。李唐宗亲都对诸武心惊胆战。可叹的是李唐王朝经过三代皇帝之后，龙子凤孙们大多数已经完全没有了祖先的骁勇，面对武太后的所有举措，他们都只能在心里愤愤然，却只能束手待毙，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反对。朝臣也是一样，武太后虽然为所欲为，却并没有伤害到他们的利益，反而多有封赏，再加上畏惧身边人告密，就更不管闲事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武太后的赏赐。李勣（本姓徐）的孙子李敬业、李献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盩厔尉魏思温等人就在武氏临朝后分别因犯事被贬官出京去南方。途中众人聚于扬州，都为自己丢官去职愤愤不平，对武后牢骚满腹，议论之后一个大胆的主意冒了出来：以匡复庐陵王李显为名起兵造反，讨伐武后。于是，一篇极尽谩骂之能事的《讨武檄文》出炉了。檄文所到之处，果然也很有效验，旬日间就聚了十余万人马。
    李敬业刚一造反，武后就下令改其李姓为徐姓，檄文也被武太后看见了，对其中的内容她不以为然，但其中文才却颇令她惊叹，问身边人：“这文章是谁写的？”左右答：“骆宾王。”武太后不禁叹息道：“这就是宰相的过失了。这人有如此才华，怎么会流落贬官？”
    骆宾王虽有文才，却没有从政领兵之才，徐敬业也不例外。庐陵王李显这时远在湖北房州，怎么可能联络得到扬州？“匡复庐陵王”的旗号很快就不管用了，“匡复府上将”也眼看就干不下去。于是新的主意又冒了出来：徐敬业不知从哪儿找到一个长得与章怀太子李贤相象的男人，对众人声称：“故太子没有死，逃亡在此城中，命令我等起兵。”这名倒霉的帅哥从此就被徐敬业等人摆在了台面上，成了他们挟持的傀儡。不知道他心里有何感想，是不是应该长叹自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长得太一表人材，结果“红颜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