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刚刚离开锦州，解放军就把锦州包围了。千门大炮齐发，只用了三十一个小时，就把锦州城攻破了。听着身后震耳欲聋的炮声，父亲出了一身冷汗，说：“幸亏听了少爷的话，不然就把小命丢在这了。”母亲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嘴里念叨着：“也不知少爷怎么样了，他们会不会被炮弹炸死？”
    母亲身子重，走不动，父亲便雇了一辆马车。他身上带着不少钱，除了自己的200大洋，少爷还给了100，他害怕路上被人打劫，把这些大洋分藏在两个人身上，帽子里、鞋里、行李中、工具包里，到处都有。但还是没保住这些钱。出了锦州，路上到处是关卡，过关的时候，一检查，二收费，三搜刮，有钱的掏钱，没钱的就搜你的行李，什么值钱拿什么，你不给，就别想过关。关卡多少还有点规矩，最怕的是碰见乱兵，见什么抢什么，有多少抢多少。开始乱兵还不多，可是随着辽沈战役的展开，国民党一座座城市纷纷失守，几十万国民党军被打散，潮水一般涌向了关内，父亲身上那点钱，很快就被抢光了，连雇来的马车也被乱兵连人带车“征用”了。
    和父亲一起出来的，还有姑姑一家。姑姑有两个儿子，大的两岁多，小的还不到一岁。没了马车，母亲走不动，父亲怕拖累柱子，说：“你们先走吧，别都在这拖着。”柱子不肯，父亲说，趁着能走赶紧走，往后还不知道碰上什么事呢！你先到了说不定还能照应一下俺娘，挤在一堆能帮俺什么？姑父见父亲说得有道理，就带着姑姑和孩子先走了。
    母亲拖着沉重的身子，一天走不了几里路。这样走走停停，快到天津的时候，已经是冬季了。一天，走到半路，母亲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于是对父亲说：“我要生了。”父亲从鞋底里取出最后一块大洋，住进了一家车马店。在那里，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给她起名叫育荣。
    又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父亲坐在车马店的炉火旁边，一袋又一袋地抽着旱烟，紧锁着眉头，琢磨着下一步的生计。好不容易攒起来的那两百大洋，转眼间就无影无踪了。他就像一个登山的人，费尽周折好不容易爬上山顶，忽然一阵狂风吹过，又把他吹到了山脚下，还得从头开始。也许是他不幸命运的象征，两次闯关东，来去都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如果是夏秋季要好办得多，路上到处都有野菜可以充饥，实在饿极了，偷几穗苞米、挖两块地瓜也能挺一阵子，可是眼下怎么办？天津到济南，还有七八百里路呢。好心的店主见母亲刚生完孩子，免费让他们多住了几天。反正车马店的生意也不好，床铺闲着也是闲着。
    过了几天，母亲能下地了，坚持着要走。父亲用毛巾给她把头包好，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搀着母亲上了路。母亲生完姐姐后，因为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一直没有奶，在车马店，还能想办法给姐姐灌点米汤，上了路就连米汤也没处找去了。姐姐饿得哇哇地哭，到了天津，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父亲望着母亲，说出了那句他早就想说的话：“这孩子，咱养不活，把她送人吧！”
    一说要把姐姐送人，母亲立刻想起自己小时候的遭遇，想起接连失去的两个孩子，她一把把孩子夺过来，抱在了怀里，说：“不！”
    姐姐在母亲怀里，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等母亲冷静下来，父亲又劝她：“我知道你舍不得，俺也舍不得，可是，送了人也许她还能活，你不能眼看着她饿死呀！”
    母亲知道父亲说的是对的，狠了狠心，把孩子交给了父亲。父亲把孩子抱到火车站，放在了候车室门口屋檐下。他怕母亲后悔，拉着她就要走，母亲不肯，她要看看是什么人抱走了姐姐。过了一会，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走了过去，把孩子抱了起来，母亲说：“不行，他养不活这个孩子。”说完，没命地冲了过去，一把从那人手里夺过孩子，说：“这是我的孩子！”
    这下父亲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母亲说什么也不肯把姐姐送人了。
    在天津火车站，父亲碰到了姑父，父亲问他：“你怎么才走到这？”
    姑父说他想在这找点活干。说着，姑父从怀里掏出两个大白馒头，给了父亲和母亲一人一个。父亲问他哪来的钱买馒头，他说，你别管了，先吃吧。父亲吃着吃着，看见姑父偷偷掉起了眼泪，父亲问他：“你怎么了？”
    听见父亲的问话，姑父哇地一下张开大嘴哭了起来：“哥，俺没能耐，把二小卖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河阴地区打开了拉锯战，今天你来，明天我撤，来回打了好几个回合。共产党一来，就进行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可是田地分下去不久，国民党又回来了，那些在土改中跑出去的地主富农组成了还乡团、复仇队，也跟着国军一起回来了。回来之后，便倒田倒粮（让农民清退土改中分到的粮食、土地和浮财），杀农会干部。可是折腾一阵以后，共产党又打回来了。国军一撤，农会干部又活跃起来，重新分田地、斗地主，杀还乡团，这样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不讲政策。整个土改过程中，山东的阶级斗争搞得异常激烈，有的地方甚至连不满周岁的地富子女都杀了，逼得地主富农纷纷逃亡。据历史资料统计，土改中仅胶东地区逃亡的地主富农就有十几万，按此数据推算下来，整个山东省逃亡的地主富农总人数至少在50万以上。由这些人组成的还乡团、复仇队，杀回来之后，又以同样残酷的手段对付农会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往往一次就活埋几十甚至上百人。整个齐鲁大地，到处是血雨腥风。
    1948年10月，解放军发动了济南战役，驻守济南的国民党将军吴化文被迫起义，国民党军主力撤往鲁南，河阴解放了。解放后，又进行了一次土改复查。这次复查主要是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但是，许多地方把这次复查当成了对地主富农的又一次清算，河阴也是。父亲回到老家的时候，正赶上土改复查。
    父亲到家的前夕，奶奶去世了。母子俩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早在姑父来接她的时候，奶奶就已经病得很重了，不过是强撑着不让人看出来而已。她不愿意去关外，一是怕治病给父亲增加负担，二是不愿意死在外乡。父亲在半路上就得知了奶奶去世的消息，一到家，还没进门，先去了奶奶的坟上，哭得死去活来。
    土改中，奶奶分到了三间房子，刚好和原来那两间草房挨着。乡亲们帮着把院墙打通了，建起了一个小院子。奶奶还分到几亩地，麦种播下去之后，奶奶就病倒了。据说奶奶临死时还给父亲留下了一笔钱，交给谁了不知道，那是父亲一次次托人从关外捎回来的，奶奶只花了很少一部分。父亲回到村里以后，从来没有人向父亲提起过这笔钱。
    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地里没活可干。村里、乡里经常开大会，斗地主。斗完就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到四乡游街。开完大会，还有许多小会，有的是专门给贫下中农开的；有的是给积极分子开的；还有的是全村大会，这样的会往往是动员支前的。父亲刚刚回到村里，农会干部就来找他，说他是苦大仇深的基本群众，希望他能积极参加土改和农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为土改运动的骨干。父亲对这些会不感兴趣，他最关心的还是生计问题。刚到家，一冬一春的粮食还没有着落，哪有心思开会！政府发了一点救济粮，但是根本不够过冬的，何况还有一个青黄不接的春天呢！
    有一天，父亲被拉去参加斗争会，斗的是本村的地主白景林，这个白景林已经斗了很多次了，大家对他已经失去了兴趣，坐在台下一言不发，村干部动员了半天，没有人上台发言，只是不时地有人带着喊几句口号。这时，只见一个人背着一支步枪跳上台去，把脚一跺，大声喊道：“你们的阶级觉悟都跑到哪去了？怎么一个个都不说话？”
    父亲抬头一看，那不是白景云吗？
    白景云现在是村里的重要人物，他回来得早，加上一贫如洗，土改时定了个雇农，白景云能说会道，很快就当上了村干部，还是民兵排长，过来过去老背着一杆三八大盖。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控诉了他给白景林扛长工时挨打受骂的情景，说着说着，没的说了，又说白景林逼死了他的父亲。白景林过去虽然也雇过长工，但是总的来说为人还比较善良，从来没有打骂过长工，也没有克扣过工钱，和街坊邻居处得都不错。土改翻来覆去反复了好几次，他一直是老老实实听贫下中农安排，让他怎样就怎样，从来没有参加过还乡团、复仇队之类的组织，所以斗争会才开不起来。可是让白景云这一控诉，白景林的问题立刻升级了，成了恶霸地主。对待恶霸地主，政策就不同了，不是枪毙就是判刑。白景林为自己辩解道：“景云，你说话可要讲良心哪，你一共在我家干了三个月，可是我给了你一年的工钱。我打过你吗？骂过你吗？至于说我逼死了你爹，那更是没有影的事呀！你爹是病死的，全村人都知道，发送的时候还是我出钱给买的棺材，这个大伙也知道。我过去是地主，剥削过穷人，可是从来没有作恶呀，我有多大罪担多大罪名，一点也不觉得冤，你这样说可是冤死人哪，你不能把人往死路上逼呀！”
    他这一番话，说得白景云有点恼羞成怒，举起枪托，照着白景林就是几枪托，“你还敢抵赖？乡亲们，你们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他说咱们把他往死路上逼，这不是威胁吗？这不是反攻倒算吗？”
    这时，台下立刻响起了口号声：
    打到白景林！
    绝不允许地主阶级反攻倒算！
    共产党万岁！
    白景云上台控诉的本意是想把会场的气氛调动起来，他的目的达到了，同时也把白景林逼上了绝路，第二天，乡里的土改复查工作组就来了人，了解恶霸地主白景林逼死白景云父亲的经过，把白景林定成了漏网的恶霸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