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三间房很宽敞，父亲就辟出了一间当作小卖部，在摊煎饼的同时，还卖点针头线脑、烟酒糖茶之类的小商品。母亲病倒之后，没人出去卖煎饼了，父亲还守着小卖部摊一点，能卖多少算多少。煎饼生意很快就不行了，因为摊煎饼技术含量太低，一学就会。父亲摊煎饼赚到了钱，很多人便跟着学起来，卖煎饼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父亲很快就又找到了生路，他发现，这段时间，小卖部的酒卖得特别快。主要买主是那些当兵的，他们有的是刚从前线下来，有的是即将开往前方去的，对这些过了今天不知有没有明天的人来说，酒是最好的麻醉品。口袋里有几个钱，都买了酒喝，有钱的买一瓶两瓶；没钱的打二两散酒站在柜台前面就喝掉了。于是，父亲想开个小饭馆，吃喝都有了，岂不更赚钱？母亲的病情稍有好转之后，父亲在原来的房子两头又向外各扩展了一小间，一边作为厨房，一边作为两个人的卧室，中间那三间就成了客人们吃饭的地方。
    母亲病好之后，饭馆就开张了。父亲一个人也没雇，也没有拜师学手艺，只是到一个山东老乡的饭馆里帮了几天忙，回来居然就当起了大师傅。父亲是个劳动的天才，只要是用手做的工作，他几乎用不着学，一看就会。饭馆一开起来，居然格外红火，前来就餐的人大概是穷人居多，没吃过什么太好的东西，居然还夸父亲的手艺好。父亲在世时，逢年过节我们都能享受到父亲的手艺，做得的确好极了，但那是开饭馆练出来的，至于最初他是怎么面对顾客的，真是难以想象。
    父亲开饭馆主要是瞄着那些过往的军人的，但是开起来之后，前来光顾的却是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一天，他在饭馆里碰见了小瓦将刘天明。
    “老鲁大哥，几年没见，你发财了！”
    父亲虽然和小瓦匠交往不多，但那是在生死关头，也算得上患难之交了。他很佩服刘天明那种敢作敢当的劲头，两个人一见如故，父亲当时就要上板（关门）歇业，和刘天明喝几盅，刘天明道：“以后再找机会吧，今天我还有事。”
    刘天明还带了两个人来，三个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父亲不认识他们，也不好插嘴，只好下厨去了，想尽量伺候客人们吃好。刘天明是下午来的，午饭刚过，离晚饭还早，饭馆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这三位客人。刘天明只点了三份盖浇饭，父亲觉得过意不去，炒了几个菜送给客人，谁知菜炒好端上来，客人已经吃完走了，只剩了刘天明一个人坐在那里，父亲说：“这回你没事了吧？我让人给柱子捎个话，让他下了班过来，咱们一块喝几盅？”
    刘天明道：“我还有别的事，以后再喝，今天认了门，以后我会经常来的。”刘天明在关外混了几年，说话已经是东北味了。
    “那就坐下说会话再走。”
    刘天明坐下来，掏出一个烟荷包，拿出一片撕好的报纸，很麻利地卷了一支烟递给父亲：“关东烟，来一支？”
    父亲从腰里拿出自己的烟袋说：“我有这个，也是关东烟。”
    “你刚才说柱子，就是那年和我一起跑的那个柱子？他现在怎么样？混得也不错吧？”
    “就是他，他挺好，挺好，家也接来了。你呢？你这几年上哪去了？”
    “嗨！瞎混呗，哪有吃饭的地方上哪去，咱们吃手艺饭的还能咋样？”
    “要是混得不如意，就到俺这来，俺那口子怀孕了，俺这正好缺个帮手。”
    刘天明笑着说道：“怎么？你想雇我？你可小心别当了资本家呀！”
    “知本家咱可不敢想，挣几个钱回老家买几亩地是真的，俺说的是实话，俺正想雇个人，你要是来俺就不雇了。”父亲不懂的资本家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是从字面上能知道大概的意思。资本家这个词他还不熟，读作知本家，以后一辈子都管资本家叫知本家。还有工资一词，他老是读作工支。
    “谢谢老鲁大哥，我有工作了。”
    “干啥？还干瓦匠？那活不稳当啊，你干脆过来吧，你来不算俺雇的，算咱俩搭伙，挣了钱咱俩分。”父亲知道刘天明是个很重义气的人，而且有胆有识，和他搭伙肯定亏不了，因此诚心诚意想留他。
    刘天明道：“我知道老鲁大哥的好意，可是我来不了。你还是雇个人吧。”说完，刘天明走了。父亲不解地望着刘天明的背影，摇了摇头。
    国民党占领锦州以后，原来潜伏地下的国民党锦州市、县党部合并到了一起，又开始公开活动了，共产党的组织重新转入了地下。刘天明是专门负责给东北民主联军搜集情报的。他觉得父亲可靠，把小饭馆当成了他与民主联军的情报人员联络的接头地点，隔三差五就要到小饭馆里来一次，每次都是在下午三点左右。有时会见的是一个人，有时是三五个；有时吃饭，有时不吃饭，说几句话就走。这样时间长了，肯定瞒不过父亲的眼睛。有一天，刘天明把客人送走了，父亲对他说：“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刘天明十分严肃地说道：“其实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父亲反应很快，立刻说道：“俺就是不知道。”
    刘天明道：“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或者猜到了什么，都不要对任何人讲。碰到事情，你就说我是来吃饭的，你不认识就完了。这样万一我出了事也不会牵连到你，你懂吗？”
    父亲点了点头说：“知道。不过，俺赞成你干这个。有用着俺的时候你说话，俺也不是个孬种。”
    父亲这话并不是随便说的。抗战刚胜利那会，他和多数老百姓一样，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很大希望，认为共产党成不了什么气候。那时国军纪律严明，警察执法公正，兵是兵、民是民，军队于百姓秋毫无犯，那些政府官员们利用接收大发国难财，百姓们并不知道，所以老百姓都很拥护政府。但是过了些日子，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队和官员进入锦州，各种乌七八糟的事就都出来了。日本人留下那点东西瓜分完了，便开始打百姓的主意。各种苛捐杂税，不断地摊派下来，只要是和政府沾点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利用手中那点权力欺负欺负老百姓，就连军队和警察也开始学着搜刮百姓了。父亲这间小饭馆，刚开张的时候还赚了点钱，后来就渐渐不行了。税务局要收营业税；警察局要收治安费；卫生局要收防疫费；民政局要派救济捐；消防队要收防火费……光是这些费用，负担就够重的了，这些人来了还要吃喝打点，否则就挑你的毛病，这里不卫生，那里不安全，总之，不打点就别想过关。那些散兵游勇还经常白吃白喝不给钱。因此，父亲对国民党那点好印象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相反，那些从老家过来的人，不断带来共产党的消息，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好，怎样艰苦朴素，怎样纪律严明。当然，最能打动父亲的，是听说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父亲亲眼看到的共产党，就是刘天明带来的这些人，他们一个个规规矩矩，来去匆匆，从来没有在这里好好吃过一顿饭，更没有欠过饭馆一分钱，给父亲留下了极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