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依晴并不是不知道修立民是右派的儿子，但她是性情中人，而且又还是少女，并不会想到那么多，把这初恋的爱情看得很神圣。
    不过，这初恋的爱情也未必一定会结出硕果，她只是爱着，这便是少女。
    这一年她进了高中，而修立民则因家庭问题，没有考取，进了工厂。这结果让桑依晴有了顾虑，她不得不考虑自己和修立民的关系，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修立民什么？只是觉得修立民身上那份野气，令她不能忘记。
    现在她已开始有点面对现实了，正在彷徨之际，没想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她父母亲因为有历史问题，她母亲还因为写了党委的大字报，被卷了进去，立即遭到批斗。紧接着就对她家进行了查抄。而她所在的学校，红卫兵运动也风起云涌，开始停课闹革命，对老师进行批斗。到了这时，桑依晴已成了黑五类子女，红卫兵也加入不进去，还得受红卫兵的排斥，也便不到学校去，成了逍遥派。
    这年九、十月，全国各大城市，各省市委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出于他们错误地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以为又是五七年，引蛇出洞，他们便派人去组织各工厂的工人出厂进城，对红卫兵进行围剿，驳斥红卫兵的“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反动言行。这时的城市，到处都是一大堆一大堆的人群围着红卫兵辩论，虽然没有武斗，但一围就是半天一天，把个红卫兵辩得口干舌燥，也有推搡的。但也得说句实在话，红卫兵的斗志都很顽强，没有气馁，拼命宣传他们的主张。
    但省市委的这个举措，很快被红卫兵识破，知道是省市委的阴谋。他们一边辩论，一边询问辩论的人：“你到底是什么人？”如是工人，他们会耐心地为他们解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如一旦发现是干部，立即会扭住，追问他们是谁派来的？
    这样过了几天，去围剿学生的工人，便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接受了学生的思想。开始告诉学生：他们是厂里的书记或政工干部叫他们来的，说是一小撮右派学生，妄图推翻党的领导，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号召他们去和他们作斗争！
    这一批人成了工厂里的最早的造反派。
    这些人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学校引向了工厂，他们一回到工厂，经过密谋，特别大胆的，便贴出了第一批“炮打厂党委，火烧厂党委！”的大字报。这一批人全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这样，厂党委开始对他们施压，他们便拉起队伍，跑到省市委去，要省市委表态，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那时省市委全乱了，到处都是黑鸦鸦的人群，人山人海，领导早已逃光了，只要被抓住，便要解决问题。一旦被抓住，情景很惨，根本不会让他们得到休息。有的领导话也说不出，腿也走不动，有的坐在地上不肯配合。还被象东西一样，让这一个又一个的团体借来借去，我借半个钟头，你借一个钟头。哪这些领导又能怎么办？只要这些造反派提出来的要求，他们一律承认，也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并叫秘书打电话把那些厂的书记厂长叫来，现场解决问题。
    到了十一二月，所有的工厂都闹起来了，生产几乎全部停顿。
    到了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确立基本上达到了，这个运动的主旨——斗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共识。中央还下了一个文件，对运动开始时被批斗的群众（包括有问题的）全部平反，说那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妄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并号召人民将斗争的矛头只指向一个，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样，差不多的官员都被揪出来了，差不多的官员都被批斗了。
    这样，桑依晴的父母也平了反，放了出来。连他们家抄去的东西也发还了，包括书。这是不是说桑依晴一家解脱了呢？不是。因为这时，她姐姐那里已成了运动的风口，因为她姐夫刘世云是茶场场长，正是当权派，并且已经被揪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