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讽刺的视角
    1、言行
    《围城》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通过方鸿渐不断地从被围困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装坐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对属下的妻子不怀好意，以生物学原理治校。李梅亭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贩卖药材、勾搭妓女。这里面也有专门背后骂人，又擅长用各种借口来博取男人情感，包括采用假冒作家题字赠书的女生指导，也有由教员蜕变成“资本家走狗的走狗”的女大学生，有自称为“老古董”而打扮得妖形怪状，所写东西搬来搬去，几十篇如同一篇，宣言不问政治却随同已受伪职的丈夫离职遁去的报馆女编辑，也有认为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换情人像换衣服一样随便，出洋学医而学到了不致怀孕的性开放女郎，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围城》中应有尽有，确实达到了作者想要写出某一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目的。
    通过人物可笑嘴脸惟妙惟肖的勾画形象地暴露出人物卑下的灵魂，使作品收到良好的喜剧效果。如写人物主人公方鸿渐留洋归来，“衣锦还乡”，颇为惊动了家乡那个小小的县城，先是报上登出新闻，继应邀加母校作关于“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方鸿渐是这样说的：“海通几百年，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美诗人都以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对方博士这一宏论，作者未作任何品评，但方博士不学无术，满口荒唐的形象却跃起然纸上，使人感到滑稽可笑。钱钟书就是通过方鸿渐那篇荒唐可笑的宏论，尖刻而犀利地讽刺了所谓的“西洋文明”，即帝国主义宣扬的“文明”无非是些鸦片、梅毒之类罢了。文章并没对方鸿渐有很多评价，通过情节发展，自然把矛头指向了方鸿渐这类人的性格弱点，指向那种文化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
    俗语讲：“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正是利用了中国人这一典型的心理，方鸿渐的长篇谬论能在我们认为最洁净的学校得以发表，也是当时的文化和社会政治环境，塑造了像他那样的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
    钱钟书还善于抓住讽刺意味的细节，如楮慎明自称一生最恨女人眼睛近视不配眼镜是因为怕看清女人的脸，同时声称自己人性里只有天性没有兽性，但一和苏文纨交谈，却激动得“夹鼻眼镜泼刺一声直掉在牛奶杯里”，这一细节的生动描绘，无疑传神地描绘出楮慎明那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方鸿渐被鲍小姐抛弃后，又和苏小姐亲近。侍者阿刘因方鲍同居时索钱不成，怀恨在心，看到此景，不禁诧异，便“啐”的一声向痰盂里射了一口浓浓的吐沫”。一个“啐”字表明怨恨之深，一个“射”字，表明速度之快且有力量。把阿刘久蓄的复杂而强烈的情感动作表现的淋漓尽致，形神兼碑。高松年和方鸿渐的初次对话，高松年出尔反尔，以政治手腕耍弄教师，先是利用抗战时期邮政混乱的情况，大胆撒谎，并配之以勇敢的目光，使方鸿渐惶遽起来，反而觉得都是自己的错。食言者变成了办事认真，只讲真才实学，善于体恤人的正人君子，而受害者却羞愧异常。曹元朗对新诗的评价说：“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这几句话对某些新诗作了尖锐的讽刺既不必追求诗的意义，它又不必有意义，所以就根本没有意义，这对当时新诗的讽刺是相当刻薄的。这些细节都取得良好的讽刺效果。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品不仅概括了20世纪三十年代这一代欧化知识分子的特征和命运。而且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和工商界的丑陋，同时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抗战中的混乱，以及人心的丑恶。如方鸿渐在被一闾大学解聘后，经赵辛楣介绍到了上海的华美社做资料室主任。由于政局不稳定方鸿渐的上司王先生准备辞职，他这样来描述机关。“人总有人可替，坐位总有人来坐，怄气辞职只是辞职的人吃亏，被辞的职位漠然不痛不痒；人不肯坐椅子，苦了自己的腿，椅子空者不会脖子饿，椅子立着不会腿酸的。”直接向我们抨击时局，其讽意溢于言表。又如方鸿渐到三闾大学，居然找到一个系主任和他同文凭，我们已知道他的文凭是买的。这正侧面向我们说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着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脏行径和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2、心理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对于一位讽刺幽默作家来说：“一切琐庸的、可怜的、鄙陋的东西，似乎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美学论文选》）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无论在哪部小说，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心理都是复杂多变的，向我们隐藏了那不未人知的一面。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全方位全视角完成了对方鸿渐这个主要人物的心理刻画，是作者最成功也是最为人称道的。《围城》向我们揭示了既善良又迂执，既正直又软弱，既不谙世事又玩世不恭的矛盾性格，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遭遇，也正是当时一部分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困厄。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揭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不那么先进甚至还很迂腐和软弱的普遍性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对他的心理刻画贯穿全篇。当战争的火药味儿弥漫开来的时候，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而来到湖南一个偏僻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他置身于民族斗争的风暴之外却又始终处在个人斗争的风暴中心，有时幸福着，有时混沌着，有时清醒一些，更多时候则在浑浑噩噩中幻灭。在三闾大学的人与人的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渐渐看到生活在蚕食着他的生存意识、操守和灵魂。在《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很少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他的焦虑和思考只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的表面，这不是他的问题，他只能想到那样深。在《围城》中，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的昙花一现，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
    比如方鸿渐在高中读书时，随家里做主订了婚，他想起来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不由自主地对好厌恶，写信要求家里解约，被父亲写信痛骂后，便忙写回信讨饶和解释，从此死心不敢妄想，又如写方鸿渐“昨天给情人甩了，今天给丈人撵了，失恋继以失业，失恋以至失业，真是摔了仰天跤还跌破鼻子。”很形象地将他的丑态刻画了出来。既然是仰天跤又怎会跌破鼻子，作者生动风趣的心理描述，向我们展现了方鸿渐懦弱无能的性格。这也许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关联，方鸿渐虽然留学过，接受了东西方的文化，可是中国当时处在两地文化的矛盾中。既然要外来的一切东西，又因自身有几千年的文化，不想低头去讨要。方鸿渐正是在这种矛盾中生活着，他的很多心理正代表了当时社会的那类社会群体，也是对那时的社会进行嘲弄。
    对方鸿渐心理刻画的成功，在推动文本节奏和故事情节的同时，给人物命运的逐步揭示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给“围城”人物的叙事极大地展开提供了自然天成的铺垫，使得小说的艺术结构趋于圆润、完美。
    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方鸿渐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嫉之情。结果让方鸿渐喝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的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一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
    二、讽刺的手法
    1、比喻
    有人曾大致统汁，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达数百条之多，这在中国的长篇小说中试绝无仅有的，而在这些如夜空繁星般的比喻中，钱钟书总能异想天开，不落俗套又能达到很大的艺术效果。
    《围城》中的比喻，来源广泛，标新立异，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如“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这种带有格言味道的比喻对高松年爬上校长地位后就暴露恶劣本性进行彻底的嘲弄与讽刺。而在写到苏小姐和曹元朗的婚礼时，作者这样说道：“曹先生穿了黑呢礼服，忙得满头是汗，他带的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他整个胖身体全化在汗里，像洋蜡烛化成一摊油。新郎和新娘在行婚礼时，脸哭不出笑不出表情像公共场所‘谨防扒手’牌子下面那些积犯的相片里的表情。”对于这个窘态的形象比喻，把那时的社会环境勾画了出来。在人生终身幸福的婚礼上，由于时局动荡，人们不得不草草了事。又如方鸿渐一行坐车从宁波到金华，一路颠簸难受，作者把那破车写的妙趣横生：“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癖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这里作者把老旧的汽车比成摆架子的官僚，闹别扭的女郎，想像奇妙，新鲜别致，既把汽车残破不堪形容得淋漓尽致，又把官僚，女郎丑态揶揄得入木三分，嬉笑怒骂之中别有一番愤世嫉俗之情。又如写妓女王美玉：“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它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象侠客的胸襟”，“牙根肉”怎么能象“胸襟”呢？但细一想，侠客不是爱打抱不平吗？原来这是比喻牙根肉不平，实在让人意想不到。又如“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女人的地方笑多”，“电话是偷懒人的拜访，吝啬的通信”等等。这种新颖独特的比喻随处可见，让人耳目一新，又带给人深深地思考。
    钱钟书先生是一位幽默的学者。他的比喻同样能使人感到轻松、愉快、无伤大雅而又能一语中的，达到很好的讽刺效果。如“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路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方鸿渐和鲍小姐两人满以为可以吃到一吨可口的午餐，却不知道这么倒霉：“烫是凉的”，“冰淇淋是热的”，“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更让人捧腹人笑的是“鱼像军路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作者不说鱼肉不是新鲜的，而是说“登陆了好儿天”，“肉”“长时期伏在水里”，可想而知鱼是多臭，肉是多腐烂了，这样的比喻是形象鲜明生动，讽刺之意不言而喻。再如“侍者上了鸡，碟子里一块帆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术的肉，鲍小姐用力割不动……方鸿渐再接再厉的斗鸡。”这里把上的鸡肉比作“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中可以看出鸡肉是非常硬了，再有鲍小姐的割不动到方鸿渐的“斗鸡”使这两个人吃饭的尴尬场面场面鲜活的呈现，令人觉得非常搞笑。
    像这样喜剧性的比喻在小说中可以找到很多，但这些比喻并不不旨在让读者一笑而过，相反，通过这些比喻，钱钟书通常能揭示出很深刻的意义，句有尽而意无穷。在小说《围城》里，钱钟书用了数百个形式多样的新颖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喜剧性的比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服务于整部作品的讽刺艺术。而这些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手法的运用，正是作者讽刺语言的重要刺组成部分，是讽刺与幽默的完美融合。
    《围城》有如此众多的比喻，这与作者对比喻有深入的研究有关。钱钟书在他的学术名著《宋诗选注》和《管锥编》等著作中强调“广譬喻。”在《旧文四篇》里又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比喻包括相辅相成的两在个因素，所在事物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愈多愈新奇，效果就愈高。”对比喻艺术的精深研究，加上高超的分类取譬能力，使他能够在小说中把各种新鲜奇妙、生动形象的比喻散布在各方面的描写中，使《围城》的讽刺语言更机智幽默。
    2、对比
    在《围城》中作者还能把彼此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可又巧合的很，能找出别人难以发现的共同点，这样由此及彼达到了很高的讽刺效果。例如写国统区物价上涨“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又象得道成仙，平地直升。”方鸿渐一行在泥泞上艰难的行走，把众人刮的鞋泥比作“贪官刮的地皮。”这里“物价”和“风筝”，“鞋泥”和“地皮”，这些不相关的比较对当时那样一个恶浊的社会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憎恶和鄙视，虽未直接抨击时局，但其讽意以溢于言表。写餐馆的老板娘：“她满腔都是肥腻的营养，那样肥硕，表明这店里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是不落言诠的好广告。”饭菜的营养丰富和老板娘的肥硕毫无关联，但作者抓住其内涵的连接点，运用丰富的联想，由奇特的身体引喻饭菜的营养，一方面突出了老板娘身体的可笑，另一方面再联系他们叫的无法入口的饭菜，这样由此及彼在前后的对比映照中令读者捧腹大笑，啼笑皆非。
    作品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饶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贯中西，联类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驰向更广阔思维空间的讽刺幽默笔墨，能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说：“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将下身的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与假文凭并论，让人觉得义凭虚伪不堪。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生。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看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公自欺人的阿Q相。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耍一番：”人家小儿要易养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从中看出方逐翁的迂腐不堪，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
    3、用典
    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在《围城》中作者大量采用中外文化、文学的典故。从中国先秦的《诗经》兵法到清代的同光体诗，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天方夜谈》到美国的轶事，法国的名句。典故的内容除文学之外，还涉及哲学、宗教、兵法、医学、生物等知识。如第八章机关上司驾驭下属的技巧，尽学西洋人赶驴子，在驴子眼前，唇吻之上挂一串胡萝卜，引诱驴子向前拼命，这是来自法国《列那孤》中的生花妙笔。
    4、描写
    描写有很多种，这部作品中提到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描述。我认为这两者之间表面虽不相同，但它们内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尤其在文学作品中，这二者都代表了小说所处的背景，它能影响人物的言行、思想的变化。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作者才能塑造幽默、讽刺的人物形象。尤其是自然环境的描绘，如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新刻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又如这月亮圆滑得什么都粘不上，轻盈得什么都压不住，从蓬松如絮的云堆下无牵挂地浮出来，原来还有一边没满，像被打耳光的脸肿着一力。这两处分别出自方鸿渐回国后第一夜和他赶往三闾大学的途中。在现实中有句话说人的心情和天气联系着，那么在小说中景物的描写是为了反衬人物。方鸿渐看第一轮月亮时，想到了自己现在处的实际情况，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自己在社会中的渺小。能否在社会中显现出来是个问题。第二次可以说方鸿渐有了着落，但在当时社会教书还是不稳定的，可以说还是前途未卜。这两次的描述都借助人物来对当时的现象嘲弄了一番。
    钱钟书还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幅幅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刻画沈太太：“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再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别人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既看到这段惟妙惟肖、形神俱佳的形象刻画，一幅栩栩如生的漫画就浮现在读者脑际了。作者在描摹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颜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等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便给人滑稽、迂腐不堪的感觉。
    5、语言
    在《围城》里，钱钟书先生调用讽刺手法，极尽讽刺之能事，对人物的讽刺俨然已经达到了近乎残忍的地步，这也得力于它通篇的一种评述性语言。所谓评述性语言，指的是全知全觉的叙述角度（从主人公视角观望社会），也即是一种夹叙夹议的行文模式。在这里，“评点”为点睛之处，描写和议论多为辅助和铺垫，亦有时候能成为亮点之笔。“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于谐谑的评点中把个鼻子描绘得活灵活现，神形俱现，把陆子潇贪图虚荣、自欺欺人而又愚蠢透顶的形象“照相”式地记录了下来。又如对学国文要出洋深造的分析其它学科“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可掬，只要国文是土货国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这里的“洋气可掬”和“外国招牌”，语言尖锐泼辣，对于新学科的内涵，对于一些留学观念，再没有比这样的讽刺更彻底的了，方鸿渐从爱尔兰人手中买到廉价的假文凭后，回信反劝这个骗子改邪归正，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书中戏言这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用喜剧性的语言发出悲剧性的感叹，讽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贫穷落后导致外交的失败。在讽刺之外，我们更可看到作者的深心和忧虑。对于分析那些自以为有名的人用笔名时说“只怕一个名太大，负担不起了，化了好几个笔名来分”，“化了好几个避免”，只是不负责任或是做坏事的表示，作者对三十年代笔名泛滥的恶劣现象，在尖锐刻薄的语言中进行嘲弄。又如方鸿渐同赵辛楣斗口，书中写道：“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这句话本来是国民党报纸为自己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逃窜所挂的遮羞布，这里通过人物的口点出，就为读者撩开了这块遮羞布，暴露出里面的肮脏东西，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政策。
    “评”就是钱先生的最佳利器，他无时无刻不在打磨着这把利器，使其在最佳时机给人以最后的致命一击。正是“评”让《围城》里的李梅亭、顾尔谦、陆子潇、鲍小姐、董斜川等人原形毕露得一塌糊涂，正是“评”让我们对方鸿渐、苏文纨、赵辛楣的灵魂深处看得更精细了一些。在《围城》里，“评”借助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大胆联想，新奇造像，从而产生了惊人的讽刺效果。
    三、讽刺的意义
    《围城》阐述了一个现象，每个人之间像是存在着无形的围墙。在围城外面人人希望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举止谈吐多少都有些顾忌，不敢太招摇又不能显得懦弱，有时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甚至拿一些不切实际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来掩饰自己的滑稽。可我们又不能避免去展示一个更好的自我，因此一道道围墙硬生生的把人性隔开。即使如此，有很多人对自己密不透风的围墙还不满足，生怕别人看透自己，看清自己的迂腐。于是人们在围墙上贴满了羞缩缄默，楚楚可怜，满腹经纶的伪现象，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比如买假文凭，娶个洋太太，对其他人的阿谀奉承，不胜枚举。
    可能就是因为有围墙的存在，人们对围墙里的世界充满了好奇，站在围墙外面徘徊着，思索着怎样才能进入围墙里。终于，有人进去了，变成了围城里的一部分。然而讽刺的是，在这设想中的围城，却没有预计的那样神圣美丽，反而是丑陋的。比如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婚姻，结婚前孙柔嘉的纯洁，娇气全是围墙的颜料，让方鸿渐看的神魂颠倒，被这些虚假的现象给蒙蔽了。直到结婚后孙柔嘉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才肆无忌惮的宣泄而出，在频繁的口角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人性的缺点被暴漏无遗，痛苦的婚后生活正不期而遇，相反的围城里的人渴望摆脱城内的生活。
    如小说中说到“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句话象征着主题，围城，又讽刺了一个社会现象。人们煞费苦心的想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抓住别人的把柄，借此利用甚至要挟别人。往往很多人却又在踏足这片圣域后急于离开。这很矛盾又很现实，《围城》中的人物就是生活在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中，通过对小说人物的揭露，借此来讽刺现实社会人们丑陋的一面。
    总之，《围城》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它时而让你笑，时而让你哭，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人少不更事才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围城》的讽刺艺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中钱钟书对社会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含着作者那样多的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钱钟书独特讽刺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吴超：《感动于《围城》》电子版2004年2月。
    2、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
    3、钱钟书：《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
    4、殷少林：《漫谈钱钟书创作中的比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5、张嘉敬：《浅谈〈围城〉的讽喻艺术》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4月版。
    6、黄国彬：《评〈围城〉的冷嘲热讽》南京新闻出版社，1998年3月版。
    7、王卫平：《〈围城〉与中国现代讽刺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