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给我们塑造了众多不朽的艺术典型，曹操就是最成功的形象之一。在文学界，他是争论的焦点；在民间口头，他是妇孺皆知的“白脸奸臣”。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各种原因，曹操成了历史上乃至现实中“奸雄”的代名词。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曾说他“假忠欺世”，“万古奸贼”；毛宗岗更斥之为“一生奸伪，如鬼如蜮”，“是千古第一奸雄”。这种认识过于偏激，不仅事实依据不够充分，而且也缺乏理性评判的正确心态。不可否认，“奸雄”的确是曹操的主体性格，但不是他性格的全部；他的性格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他的性格中既包含了“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极端人生哲学，又蕴涵着胸怀大志，高瞻远瞩，胸才大略，气度恢弘的英雄特质。
    作者塑造这个人物时，始终着力表现其“奸雄”的主体性格；同时又不失时机的从各个侧面表现由主体性格派生出来的其他性格特点。在曹操的主体性格中，既有“奸”的一面，又有“雄”的一面，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对于曹操来说，“成雄”是其目的，“施奸”是其手段；不“奸”则难以成“雄”，不“雄”只“奸”只能是个浅薄的坏蛋。[1]这从曹操第一次出场，就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设计和构思的匠心。作者不仅交代了时代背景，介绍了曹操的身世，描写了他的形象，还特别写了他性格的基本特征：“有权谋，多机变”，并用许邵等人的话，暗示了他的未来命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是曹操性格的“基因”，他的整个性格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同时也是作者为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打上的低色，定下的基调，此后通过各种情节，运用各种手法，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曹操“奸雄”的主体性格以及其它性格。
    一极端的人生哲学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曹操的处世哲学，也是铸成他日后血腥屠杀这样的大错的根源。并且逐渐形成他“奸邪诈伪阴险凶残”性格的阴暗的一面。小说第四回写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情节，就是他的这种处世哲学最集中的表现。曹操謀杀董卓未逞，在被追捕中逃到世叔吕伯奢家。吕伯奢冒着隐匿逃犯，罪诛三族的大风险，杀猪沽酒，盛情款待，而曹操仅以闻“磨刀之声”，“缚而杀之”之语，竟疑心图己，杀其全家；尤其在明知误杀之后，为了自己的安全，又杀死了对他情深义重的吕伯奢。
    小说中还多次写曹操滥杀无辜的事情。比如他为报杀父之仇，竟“悉起大军，扫荡徐州”，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2]果然，“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3]徐州太守陶谦见此情景，仰天恸哭曰：“我获罪于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难！”[4]曹操不仅公开滥杀，而且“醉”中杀人，“梦中”杀人，借刀杀人；他还因疑心图己而害死了神医华佗。他的杀人也表现出“狡诈”的特点，竟能做到被杀者而不觉，见者而不疑。他这种阴险凶残的性格，突出地表现在杀粮官王垕。在寿春之战中，曹操和袁绍相持月余，曹军粮食将尽，粮官王垕请曹操示下，曹操指示“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5]王垕按其指示行时，结果激起众怒，且有哗变的危险。“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借汝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垕再欲言时，操已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6]本是他自己的意图却嫁祸于人，用别人的脑袋以塞众怒，“权且救一时之急”，而这一切都出于他事先的密谋，瞒过了全军将士。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曹操的奸诈和手段残酷。
    狡诈和凶残的确是曹操的性格特点，这是智慧与恶德的交融。他的这种性格有时表现为刹那间地改变主意，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转的不着痕迹。
    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曰：“这人好生面善”。辽曰：“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败将安敢辱我！”拔剑在手，欲杀张辽……玄德曰：“此等赤心之士，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曰：“吾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座。辽感其意，遂降。这段精彩的叙写，非常传神地反映了曹操当时的内心活动和刹那间的思想转变：欲杀张辽，是其真情；亲释其缚而敬之，也是实意。欲杀之，是因其辱己，怒不可遏；亲释其缚而敬之，是爱其才欲为己用，理智战胜了情感；“故戏之耳”，完全是欺人之语，这正是曹操的狡诈处。但曹操绝非一介屠夫，他不像董卓只知烧杀淫掠，更不像无谋何进祸国殃民。他善于采纳忠言，对部下赏罚分明；他胸怀博大，无论对方如何伤害过自己，只要是与实现统一天下的夙愿相一致，都会撇开个人恩怨，大力擢用；他戎马一生，大败小败为数不少，但从未泄气。相反，却愈挫愈奋。赤壁之战狼狈败走之际，仍斗志昂扬，嘲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鼓舞士气。他的人格魅力感召着无数部下和他一起与敌战斗到底。摆脱险境后放声大哭。这一切都是曹操胸怀和性格的真实写照，自然流露。后来派张辽、李典、乐进同守合肥证明了他知人善任和料事如神。所以我们敢做出以下论断：他是一位纷争不断、战火不熄时代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拥有恢弘的政治气度、英明的人才观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二恢弘的政治气度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通过许多生动的故事，写出“奸雄”曹操政治家的气度。他虽有奸诈残忍之处，但是能从大处着眼。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胸怀宽广，目光远大，胆识非凡，善于用人。第五回温酒斩华雄之前，由于关羽只是跟随刘备的马弓手，袁绍认为派一个马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耻笑”。袁术更是怒喝“与我打出（大帐）”。而曹操则认为，“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一再支持关羽出战，并让人为关羽斟了热酒一杯壮行。关羽果然出手神异，立斩华雄而归。张飞当即大叫：“不就这里杀入关去，活捉董卓，更待何时？”袁术大怒，训斥张飞“小卒”，“都与赶出帐去！”又是曹操站出来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7]当袁术说：“既然公等只重一县令（刘备），我当告退。”曹操为了顾全大局，就委曲求全地表示：“岂可因一言而误大事耶？”。让公孙赞带刘关张先回寨，他暗中派人送去酒肉慰问三人。过去我们往往比较注意这个故事回合中关羽温酒斩华雄的壮举，而对曹操这种过人眼力和大局意识关注的不够，尤其是在非常重视门第的当时，曹操这种“何计贵贱”的思想非常可贵也十分重要，所以曹操的成功与他的这种观念开明，胸怀博大是分不开的。
    《三国演义》通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尤其在对待陈宫的问题上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气度。陈宫因为曹操杀害吕伯奢一家，离他而去，投奔了吕布，最后与吕布一起被擒。曹操对陈宫热情打招呼“公台别来无恙”，陈宫却说当初离开他是因为他“心术不好”。吕布也比他强，不像他“诡诈奸险”。曹操没有生气，仍然想争取这个人才，但是陈宫坚决不投降。曹操问陈宫，你的老母妻子怎么办，想让这位智贤之士因不舍亲情而回心转意。陈宫却说：“吾闻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人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明公耳……”曹操说：“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怠慢者斩！”[8]曹操并“以棺椁盛其（陈宫）尸，葬于许都”。[9]对于曹操，有时即使事情本身是“奸”，你也能感受到内在的“雄”，这就是他不同于别人之处。
    曹操的政治才能最突出的表现在于“迎献帝都许”，就是我们常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采用了召董卓进京以威逼太后来诛宦的错误策略，加速了汉王朝的衰亡。并由此拉开了诸侯纷争，战火不息混乱局面的序幕。董卓进京之后，废少帝，另立陈留王为献帝，朝局更加动荡。董卓的烧杀淫掠，触怒了各方，因而出现了各方豪强联手共诛董卓的政治局面。司徒王允巧借西施离间董卓、吕布取得成功，并最终诛杀董卓。但这并未因此使得天下安定，反而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董卓的部将李儁、郭汜、樊稠、张济等人攻破长安，王允遇害，吕布出逃，献帝被挟。后李儁、郭汜又自相火并，献帝又被李儁挟持，此时跟随献帝的公卿大臣只有几十人，朝廷已名存实亡，仅仅维持着皇帝汉统的局面。
    皇帝的存在与否，对于四处扩张的各地豪强军阀来讲，似乎已不是太重要的问题。如当时袁绍军中就有人建议将汉献帝迎来，以便利用皇帝为己正名。进而利用这一政治优势扩充自己的实力，但袁绍最终没有采纳。认为献帝不过是一个包袱，迎来之后要处处向皇帝请示，受到牵制。而曹操却听取了部下的建议充分利用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正如诸葛亮所说：“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理……”[10]中国自古就有“天时，地理，人和”之说，这三者被看作是能否夺取天下的三大因素，其中天时是第一位的。曹操迎献帝都许，实际就是对天时的正确把握。“挟天子以令诸侯”使他在政治上占有了正统地位，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无论刘备还是孙权，他们的名爵都要献帝来册封，而最终的决定权就在丞相曹操手中。这样曹操既掌握了实权，同时又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为自己的行动减轻了压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他实现北方一统起了关键性作用。
    三英明的人才观
    要问三国群雄中谁的帐下云集众多智谋之士、勇猛之将，回答当然是非曹操莫属。曹操有天生的人格魅力和用人智慧，无论别人如何说他奸诈，他的帐下都从来不缺少智士和猛将，即使他死后，魏国依然人才济济。相比之下，蜀汉在刘备死后则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局面。魏能最终败蜀灭吴夺取天下，人才起了关键作用。魏国人才济济得益于曹操的人才观：爱才，重才，率才；而且具有连贯性。
    曹操爱惜人才有目共睹，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待关羽。有人认为这是奸雄的手段，笔者以为不全是。曹操喜爱关羽的为将之才，更敬重关羽的忠义。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使尽浑身解数以结其心。所以曹操挽留关羽是情之所致，情非得以。其实作为一个政治家，曹操有自己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支持的。关羽离开曹操以后，蔡阳想去追杀，曹操却说：“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11]于是，“叱退蔡阳，不令去追”。当程昱又说关羽会成为袁绍对我们的威胁，应去追杀，曹操则说：“吾昔已许之，岂可失信！彼各位其主，勿追也。”[12]因此曹操身上决不仅仅是奸诈，他的个性具有多层面，多色调，多成分，尤其是强调做人要明白（胸怀坦荡），不可失信于人。三国群雄中唯曹操有这样的品格。他号召部下都要向那个离开自己而回到对手刘备身边的关羽学习，这是何等宽广的胸襟，真正令人钦佩。曹操善于发现人才，也爱惜人才，并千方百计的筵揽人才。所以他脱离袁绍以后，不久就“文有智谋之士，武有能征善战之将，一时威震山东。”十二回曹操在攻打陈地途中，发现一个壮士竟然能与自己的悍将典韦大战几个时辰不分胜负，“心中暗喜”。于是吩咐悍将典韦再战时诈败，并且安排人马诱使许褚陷坑擒获。然后“亲解其缚，急解衣衣之，命坐”感动得许褚归顺。十四回曹操带着汉献帝从洛阳迁都去许昌的路上，徐晃奉命半路截杀。曹操派大将许褚出战，两人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曹操下令鸣金收兵，说：“徐晃真乃良将也。吾不忍以力拼之，当以计招之。”行军从事满宠建议说，他和徐晃有一面之交，今夜扮作小卒，潜入敌营，劝说徐晃来降。结果此计成功。后来徐晃和许褚都成了曹操手下的大将，为他立下了赫赫大功。毛宗岗在曹操决定招降徐晃那段话有一条批语：“曹操见才便爱，哪得不成大业？”这句话十分恰当，不仅反映了曹操爱才重才的特征，更说明了曹操作为政治家的睿智。
    曹操不仅爱才，重才，而且能够正确的率才。三国群雄中只有他能驾驭那么多的智謀之士和勇猛之将。每当离开许都，率军远征时，他就令老练持重的荀彧留守许都，以巩固后方。而将善出奇謀的郭嘉、贾诩、程昱等带在身边，让他们献计献策，供他参考选择，使他或克敌制胜，或转危为安；每有大战恶斗，曹操总是派典韦、许褚、庞德等性如烈火、视死如归的猛将披坚执锐，冲锋陷阵；而让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的张辽、于禁、曹仁等统帅诸军，独当一面。这种知人善任的为帅智慧，使他在群雄逐鹿的三国异军突起，打出了北方一统的半壁天下。他的戎马一生为后世留下了独特的军事经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其中尤以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最负盛名。
    四杰出的军事才能
    汉末称霸的军阀被曹操各个击破。这是《三国演义》描写的曹操的黄金时代，是辉煌壮丽的篇章。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后的汉朝，已是名存实亡，大大小小的军阀，拥兵自重，称王称霸，有的甚至公然称起皇帝来（袁术），你争我伐，战火不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当然，直接受害的是老百姓，“千里无人烟，念之断人肠”，但曹操并未只独善其身，而是以天下为己任，率兵出境勤王了。此后的《三国演义》前半部分应视为曹操传记，主要精彩的战斗都基本上都是曹操的战绩。像对吕布的几起几落；又几为吕布所擒，转到后来打败吕布，并听刘备之言除去了一个对手。紧接着是拥有“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之势力的袁绍，而曹操却以数逊于对手的实力在官渡打胜了他一生中最严峻的一场大战，一举奠定了他在北方的统治地位。同张绣之间的战争是曹操教训最为深刻的一次，先是取胜，骄傲自满，因一妇人之故，被对手打了个措手不及，爱侄曹安民，长子曹彰，爱将典韦牺牲。但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并未垂头丧气，而是重整旗鼓再次打败张绣，并收服张绣。其斗志，胸怀和军事才能岂非英雄能有？跟马超，韩遂打仗，先也是狼狈不堪，“割须弃袍”，后采纳离间之计，打跨了人称“锦马超”这只西凉猛虎。只有对袁术，刘琮，张鲁等作战稍微顺利一些。不过张松曾对曹操在激战中的败绩作过归纳：“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13]引得曹操大怒。可见战斗之激烈与取胜之不易，但战争结果却都是取胜（除赤壁之战）。正因有他这样的军事家，北方才得以休养生息，汉朝才能维持着皇帝汉统的局面。正如曹操自己所说：“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14]
    虽然，《三国演义》中并未详细介绍曹操的文学成就，但是历史上他是一位名至实归的文坛领袖。曹操不仅能“外定武功”，而且能“内修文学”。他是英雄，也是诗人，更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以他父子三人（曹操，曹丕，曹植）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学时代。曹操的名篇在《三国演义》有涉及。其中以《短歌行》让人记忆深刻，不仅是作此篇时因一时酒性误杀刘馥，更主要的原因是此篇表达了他求贤若渴的精神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而《龟虽寿》则表现出他老来依然要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读来令人振奋而向上。
    由此可见，“奸雄”曹操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以往我们对奸雄的的理解比较机械，把“奸雄”等同于奸诈性格和雄才大略。不可否认，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曹操的脱颖而出基于两个方面：奸诈性格和雄才大略。但通过本文我们看到奸诈仅是成雄的先决，雄才大略才是曹操性格的真正主导；并且曹操的奸诈具有时代合理性。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把他“奸雄”的形象理解为大奸大恶的雄豪，而应该是性格复杂，智慧非凡，才能卓越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15]
    [参考文献]
    [1]陈继征论曹操的“奸”与“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0，（3）
    [2][3][4][5][6][7][8][9][10][11][12][13][14]《三国演义》（明）罗贯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7）P85，P86，P151，P151，P44，P168，P169，P318，P226，P226，P226，P492，P459
    [15]纪德君百年来《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广州大学学报，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