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现在言论自由，说错了也没关系，不会追究法律责任，我作为母亲的儿子说上几句。
    母亲当时是社会形势所逼，在桂革真的发展下，抱着横竖一死的心态参加了革命，她当时不懂大道理，更不懂什么叫做革命。只知道和他们一起不会受人欺负，等赢了给她修大房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们房子被别人霸占去了）谁知她的运气好，只几年就迎来了革命的胜利，还保住了自己的小命。
    胜利后，她的首长说派人接她去部队，她没有去，她去了也是坏大事的主，因为就会把她们家划成地主，那么一家人又要忍受第二次流浪。解放后把地主斗得很凶，还受管制。
    从班井回到毛尖后，上级让县委组织调查母亲的过去，有几个周志找到了我的母亲，人是找到了名字也是对的，问母亲时，母亲对他们并不了解，没有说出实情，也不敢说，因为他们没有穿军装，也不是解放军。当时，桂革真和任富对母亲交代过：“只有解放军或者有胸牌和纪念章的人找你时才能说出实情。并且左手还要戴三根针，这些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同志，对你生命安全才有保障。”等事情都办好了，他们会来找她，给她修大房子。所以，母亲对他们那些人没有说实情，他们见母亲个子中等，人又小，没文化，又是女孩，料想母亲也做不出什么大事，认为是搞错了，但是上级叫他们来，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只得走一遭。当时的土匪对我母亲也是这样认为。
    母亲是一个很懂的满足的人，没有什么奢望，保住了小命就是件很满足的事，回到她出生的地方就更高兴。
    可现实给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先是叫她去长沙开代表大会。回来后，在家当老百姓，给她发工资，发了几个月工资后，就在区里任青年干部，又没有多久，直接入党不要任何手续。
    入党后，领导找她谈话，县领导说是上面安排，说她早就应该是共产党。这时候母亲才发现是解放军的首长给自己安排的一切。当时的县领导对其他人说：“她是一个搞不清楚的人。因为她的档案里，没有记载过1952年前的事。“
    母亲说：“解放军对她很好，为了使她在这个地方不受苦，不受累，生活有一个保障。把她安排很是周到。这样他们就放心了。
    可没有多久，母亲被小人们设计给精简了，说精简是好听，扫地出门才是真，古人云：“鸟兽尽良弓止，杀驴卸磨，”有很多同志没有文化照样工作，母亲一个人也是孤寡难鸣。
    母亲常说：“我一生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解放军。”
    我知道母亲一辈子过的很苦，1998年双目失明就更加是雪上加霜。虽然，我家里困难，但对于母亲还是可以的。
    我对国家形势还是了解的，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国家是有照顾的，可我们没有人际关系弄不好，就没有做。
    今年春，我听朋友说打龙山县县长热线电话就可以解决一些你不能解决的问题，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打了一个电话0743-66*****，我很失望，电话不是县长所接，是秘书接的，一口的官腔说道“这事不是我们管，请到别处去，我们办不了”就挂断了电话。母亲的病越来越重，六十多年了，解放军没有来找她，她也想恢复她的身份，作为儿子我知道母亲的期盼。
    听说民政局可以解决问题，我就到那去了一次，问清楚了情况，他们说“第一要复员证，第二要一起工作的证人，其实六十多年了也不可能解决，胸牌也不能代表什么，如若是你捡到的怎么办？你去别的地方查查档案吧。”那个事情不弄还好，越弄越怕，要是说我是个骗子，就更麻烦了。
    我回家跟母亲说这件事，母亲叹了一个气，说：“复员证没有，证人都死了？留下来的老范，在1951年死了，他的死可能有问题，他是一个老八路，上面都没有来找他，何况我呢？”
    母亲走了，到着她终生的遗憾而去。
    为了纪念母亲，我把她的事迹写了出来，虽然写的不怎么样，但多少还是有点历史价值。有这样的母亲，我还是很自豪。
    母亲生前特地叮嘱过我，不要一时间意气就把她一切事情都写出来，要对你的孩子们考虑，掌握好自己的分寸，因为他们、、、、、。我知道母亲的苦衷，所以当写的就写，只写好的一面。我是农民靠的是劳动，没指望靠其它什么东西吃饭，不过写出来做个纪念有何不可？
    母亲过逝了，我耳边时刻想起她的话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以宽怀为本，不要太计较得失。”
    母亲，儿子希望您一路走好，安息，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