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个破屋子里陪陈漾坐了一夜。
    那一夜，我们没再怎么说话。火堆燃尽，只剩下暗红的余烬，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把灰烬吹得四处飞扬，像死去的蝴蝶。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留下来。”我说。
    陈漾正在系鞋带，手顿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
    “你留下来干嘛？”他问，“陪我一起看大门？”
    “不行吗？”我把包往地上一扔，“我也累了。不想回学校了。不想面试了。不想跟那群人挤了。”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那双眼睛在晨光里，浑浊得像咸水河的水。
    “梁昭，”他声音很哑，“你别犯傻。”
    “我没犯傻。”我迎着他的目光，“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待着，没劲。”
    他没再劝。只是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随你。”
    那天早上，我们去镇上吃了碗牛肉面。面很咸，肉很少，但汤很热。
    吃完，他领我去小学报到。
    那是一所很小的学校。一排平房，一个土操场，旗杆上的国旗褪了色，在风里猎猎作响。
    校长是个快退休的老头，戴着老花镜，正在办公室里喝茶。看见陈漾，他点了点头，又看了看我。
    “这是？”
    “我朋友。”陈漾说，“也想在这儿找个活干。”
    “活倒是有。”校长打量着我，“学校保洁刚辞职了，缺个人打扫厕所和操场。一个月一千二，管吃管住。干不干？”
    “干。”我说。
    就这么定了。
    校长给了我一把钥匙，是门房旁边那间小储藏室的。屋子很小，堆着扫帚、拖把和化肥，味道很难闻。但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足够了。
    陈漾的宿舍在门房里。也是一间小屋，放了张单人床，一个蜂窝煤炉子，简陋得像个牢房。
    我们就这样，在咸水镇小学，安顿下来。
    日子变得规律得像钟表。
    每天早上六点，陈漾起床开门。我起床扫操场。
    七点半，学生们陆陆续续到校。陈漾站在大门口，检查学生的红领巾，维持秩序。我拿着拖把，去打扫那个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
    上午，他坐在传达室里，看书，或者发呆。我打扫完卫生，就回那间小黑屋，躺着，看着天花板上的蜘蛛网。
    中午，我们去食堂吃饭。饭菜很差，只有白菜和土豆，但管饱。
    下午，放学。他关门。我扫操场。
    晚上，我们坐在门房里，生炉子，烧水。有时候喝点酒，有时候只是抽烟。
    生活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也没有希望。
    但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痛苦。陈漾也是。
    我们好像都适应了这种死水般的生活。不再挣扎，不再反抗，就像两条被冲上岸的鱼，终于接受了要在泥潭里打滚的命运。
    十二月底，天冷得厉害。
    戈壁滩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得窗户哐哐响。学校提前放假了。
    学生们走了，老师也走了。偌大的校园，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空荡荡的，死寂一片。
    陈漾的咳嗽又犯了。
    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凶。他整夜整夜地咳，咳得床板都在震动。有时候咳得喘不上气，脸憋得青紫，我就得过去拍他的背，直到他把那口浓痰咳出来。
    痰里带着血丝。
    我看着那血丝，心里发紧。
    “得去打针。”我说。
    “不用。”他摆摆手，虚弱地靠在床头，“老毛病了。挺挺就过去了。”
    “挺个屁！”我吼他，“你忘了上次是怎么进ICU的吗？”
    他没力气跟我吵，只是闭着眼，大口大口地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