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出来的时候，陈漾没敢看。
    他把脸扭向窗户，看着外面那条脏兮兮的街道。街上有一群孩子在踢毽子，鸡毛在空气里乱飞。阳光很好，但照不进这间充满消毒水味的小屋。
    李娟把片子插在灯箱上。那是一片模糊的黑白影像，像一团乱糟糟的棉絮。
    “这里，还有这里。”她用手指点着几处边缘模糊的阴影，语气很平静，“陈旧性病灶，钙化了。这说明你以前感染过，但没治好，或者没管它。现在这里是活动的。”
    她顿了顿，看着陈漾的后脑勺。“得打针，吃药。周期很长，半年起步。这期间不能累着，得吃好点，营养得跟上。”
    陈漾没说话。他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根绷紧的弦。
    “多少钱？”我问。
    李娟报了个数字。不算天文，但对我们来说，是笔巨款。
    我摸了摸口袋，又看了看陈漾。他慢慢转过头，脸色比片子上的阴影还要难看。
    “没钱。”他说。
    “可以赊。”李娟收拾着片子，“我爸当年欠你爸一条命。这恩情，我还得起。”
    陈漾猛地看向她，眼神里有震惊，有怀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渴望。但他嘴上还是硬的：“不用。我自己能行。”
    “你能行个屁。”我打断他，“刚才谁还想把自己埋矿里去来着？”
    他被噎住了，嘴唇抿成一条线。
    李娟笑了笑，把药单子递给我。“先拿药吧。针剂我这儿打，口服药按时吃。记住，绝对不能断，断了就前功尽弃。”
    我们拿着药出来。一大袋子，白的红的，像糖果一样，但吃起来肯定苦得要命。
    回到那个破旅馆，陈漾把药倒在床上。他一颗一颗地数，像是在数自己的命。
    “梁昭。”他喊我。
    “嗯？”
    “你说，我妈要是知道我现在这样，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把我一起带走？”
    我没回答。这种假设没有意义。
    他也没指望我答。他自己拿起水杯，就着那股子苦味，把药往嘴里倒。吞咽的时候，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像是在咽一块烧红的炭。
    那天晚上，他没睡好。药有副作用，他恶心，反胃，半夜起来吐了两次，吐出来的都是黄水。
    我躺在床上，听着他在洗手间里干呕的声音，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发现陈漾不在屋里。
    我吓了一跳，以为他又跑了。冲到楼下，看见他正坐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写画画。
    “干嘛呢？”我凑过去。
    他把本子合上了。“没干嘛。”
    但我看见了。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是他记的账。每一笔支出，每一笔收入，算得清清楚楚。最后那个总数，用红笔圈了出来，触目惊心。
    “得挣钱。”他把本子塞回包里，声音沙哑，“这药不能停。李娟能赊一时，不能赊一世。”
    “怎么挣？”
    “找活干。”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这镇子再破，总有要人的地方。”
    我们开始在镇上转悠。
    这地方叫咸水镇，因为旁边那条咸水河得名。镇上人不多，大多面色枯黄，行色匆匆。街边开着几家小店：修车铺、粮油店、麻将馆，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兼营殡葬用品的小卖部。
    我们去了修车铺。老板是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正蹲在地上补胎。
    “招人吗？”陈漾问。
    老板头都没抬。“不招。养不起闲人。”
    “我会修车。”
    “我会修车用不着你教。”老板不耐烦地挥挥手，“赶紧走，别耽误我干活。”
    我们又去了小饭馆，想找份刷盘子的工作。老板娘看了陈漾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小伙子，你这脸色，看着就不健康。万一在我店里吐血了，我还怎么做生意？”
    碰壁。一个接一个的碰壁。
    陈漾的脸色越来越沉。但他没放弃，一家一家地问，一家一家地被拒绝。
    直到傍晚，我们在镇子西头的一家煤场门口停下了。
    煤场很大，堆着小山一样的煤堆。铲车轰隆隆地响，几个工人戴着满是煤灰的口罩，正往卡车上装煤。
    陈漾看着那些工人，眼神发直。
    “你想干这个？”我拉住他，“你这身体，经得住吗？”
    “能挣钱就行。”他甩开我的手，径直往里走。
    煤场的办公室是个简易房。里面坐着一个光头，挺着个啤酒肚，正嗑瓜子看电视。
    “老板，招工吗？”陈漾问。
    光头瞥了他一眼，乐了。“招啊。怎么不招？有力气吗？”
    陈漾没说话，走到门口那个废轮胎前，弯腰，发力，硬生生把那个卡车轮胎给抱了起来。
    光头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些。他放下瓜子，走出来，绕着陈漾转了一圈。
    “肺结核？”他问得很直接。
    陈漾僵了一下，点了点头。
    “病得重不重？”
    “能干活。”
    “行。”光头拍了板，“装车，一吨五块钱。干多少算多少。管住不管吃。干得了吗？”
    “干得了。”
    就这样，陈漾成了煤场的一名临时装卸工。
    所谓管住，就是在煤场角落里搭个帐篷。那帐篷还是我们带来的。光头给了他一副手套，一个防尘口罩，还有一把铁锹。
    第一天上班，是夜班。
    晚上十点，第一辆运煤车来了。大灯刺眼，引擎轰鸣。
    陈漾站在车斗边，和其他几个工人一起，开始铲煤。一铲下去，几十斤重。煤灰瞬间腾起来，呛得人睁不开眼。
    我站在旁边看着。我想帮他，但他拒绝了。
    “你有你的事。”他戴好口罩，声音闷闷的，“去帮我打听打听，附近还有什么能挣钱的活。”
    我没办法，只能走开。
    我在镇上转了一圈，买了两份炒面，又买了一瓶最便宜的白酒。
    回到煤场，已经是凌晨两点。
    陈漾还在干。他似乎不知疲倦，机械地铲着，装车。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混着煤灰，在他脸上冲出一道道白色的印子。他的动作依然标准，依然有力，但透着一股狠劲，像是在跟谁较劲。
    车装满了。司机跳下来，扔给陈漾一根烟。陈漾接了，没抽，夹在耳朵上。
    “新来的？”司机打量着他，“挺能吃苦啊小伙子。”
    陈漾没理他，把铁锹往地上一杵，走到煤堆边上坐下。他大口喘着气，肩膀随着呼吸剧烈起伏。
    我把炒面和酒递给他。
    “吃点吧。”
    他接过去，没用筷子，直接用手抓着吃。那炒面凉了，硬邦邦的，但他吃得很快，像是在完成任务。
    “这活太伤肺。”我说，“你这病刚好点，不能这么造。”
    “钱给得快。”他咽下一口面，从耳朵上拿下那根烟，在手里转着，“一天一结。明天就能给药费了。”
    他看着远处的黑暗，眼神有些恍惚。“梁昭，你说，我爸当年是不是也这么干的？白天挖煤，晚上也挖煤。想着攒够了钱，就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我没说话。
    “我以前觉得他窝囊，觉得他没本事，连个像样的家都护不住。”他把烟点上，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里散开，“现在想想，他可能已经拼尽全力了。”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全是煤灰，指甲缝里黑得发亮，虎口处裂开了好几道口子，渗着血。
    “这双手，跟我爸的一样。”他说。
    那天晚上，我们就坐在煤堆边上。他喝酒，我喝水。煤场里很安静，只有铲车偶尔响一下。
    第二天，陈漾没去煤场。
    他去了卫生所。
    李娟给他复查。量体温，听肺音，看舌苔。
    “怎么搞的？”李娟看着他的脸，皱眉，“怎么这么黑？”
    “干活了。”陈漾说。
    “什么活？”
    “装煤。”
    李娟沉默了。她看着陈漾，看了很久。最后，她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着白色的粉末。
    “这是增强免疫力的药。贵，但我给你加进去了。”她把药配好，递给陈漾，“记住，活要干，命也要要。你爸当年就是累死的，你别再走他的路。”
    陈漾接过药，手指捏得发白。
    “谢谢。”
    “谢什么。”李娟转过身去整理器械，声音有点哽咽，“你爸要是泉下有知，看到你现在这样……他得多心疼。”
    从卫生所出来，陈漾没说话。他走得很慢，脚步沉重。
    回到旅馆，他坐在床边，把今天挣的一百五十块钱，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
    那是他卖力气换来的钱。沾着煤灰，也沾着血。
    他数了两遍，然后抽出一张，递给我。
    “去买点好吃的。”他说，“别老吃泡面。”
    我看着那张皱巴巴的钞票，没接。
    “你自己留着买药。”
    “药钱够了。”他把钱塞进我手里，力气很大，“拿着。别让我觉得我是在施舍你。”
    我握着那张钱，手心全是汗。
    那不是钱。那是一个人在用最卑微的方式，维护着自己仅剩的一点尊严。
    那天晚上，我没去买吃的。我用那钱，去镇上唯一的一家澡堂，洗了个热水澡。
    我很久没这么干净过了。热水冲在身上的时候，我哭了。
    我不知道陈漾能不能挺过来。
    但我知道，这药味，这煤味，这汗味，这眼泪的咸味，就是我们活着的证明。
    哪怕这证明，酸涩得让人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