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响的时候是早上六点。杜大志躺在派出所值班室的折叠床上，一夜没睡踏实。他关了闹钟，坐起来。折叠床吱呀一声，周远在旁边那张床上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
    杜大志叠好被子，把折叠床收起来靠在墙角。他去走廊尽头的洗手间洗了脸，水很凉，激得他哆嗦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眼睛红肿，下巴上的血痂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嘴唇干裂，头发乱糟糟的。他用手指沾水捋了捋头发，没用，还是翘着。
    邢建国的办公室门开着，人不在。桌上放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有两根油条、一杯豆浆。塑料袋上压着一张纸条：“吃了再走。”
    杜大志坐下来，把油条吃了。油条已经凉了，不脆，咬着费劲。豆浆还是热的，他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他不知道自己是不舍得喝，还是不舍得走。
    他吃完早餐，把塑料袋揉成团扔进垃圾桶。他从内兜里掏出三个信封——安小澄的五十万、郑主任给的新身份、金姨的一千三百六十块现金。他把现金单独拿出来，塞进裤子口袋里。另外两个信封重新放回内兜，贴着胸口。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圆珠笔和一张便条纸，给邢建国写了一行字：“我走了。金姨拜托你了。油条豆浆谢谢。”他把纸条压在键盘下面，转身出了门。
    走廊里周远已经起来了，站在值班室门口刷牙，满嘴白沫。看到杜大志，他含混地说了一句：“走了？”
    “走了。”
    “保重。”周远说完，把牙刷塞回嘴里，继续刷。
    杜大志走出派出所大门。天刚亮，东边的云层被阳光染成了橘红色。马路上的车不多，环卫工人在扫地，扫帚刷过柏油路面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那辆黑色SUV不在了。不知道是撤了，还是换了别的车。他没回头找。
    他走到公交站，等车。站台上只有一个老太太，拎着两大袋子菜，看到他就往旁边挪了挪。他不知道老太太为什么躲他，可能是他脸上的伤，可能是他身上的味道——两天没洗澡了。车来了，他上车，投了两块钱，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了四十分钟，到了城东客运站。杜大志下车，站在客运站广场上。广场很大，地砖铺的，有些地方碎了，露出下面的水泥。广场上人来人往，拎着行李的、抱着孩子的、举着牌子的。售票处门口排着长队，有人在抽烟，有人蹲在地上吃煎饼果子。
    他看了一眼手机。七点四十分。离约定的八点还有二十分钟。
    他走进候车大厅。大厅很高，顶棚是透明的玻璃，阳光从上面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塑料椅子排成十几排，大部分坐着人，有的在玩手机，有的靠着椅背打盹，有的在吃泡面。泡面的味道混着汗味和消毒水的味道，像城中村的楼道。
    他在第三排的长椅上坐下来，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在旁边。塑料袋里装着金姨小卖部的那条蓝色围裙，他昨晚从纸箱里拿出来的，叠好了，塞在袋子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带这条围裙，可能是舍不得扔，可能是想留个念想。
    他等着。
    八点过了。没有人来找他。八点十分。八点二十。他站起来，在候车大厅里走了一圈。卖水的、卖报纸的、卖茶叶蛋的，都看了一眼，没有穿制服的人注意到他。他回到座位上，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他没有存郑主任给的接站人的号码，因为那张纸条他撕了。他以为不需要，以为到了自然有人来找他。
    八点半。他坐不住了。他走到服务台，问里面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请问，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
    他回到座位上，又等了十分钟。手机终于响了。陌生号码，本地的。
    “杜大志？”一个男人的声音。
    “嗯。”
    “你在哪？”
    “候车大厅，第三排。”
    “我来找你。别动。”
    电话挂了。杜大志坐在那里，看着候车大厅的入口。人进人出，拖着行李箱的、扛着编织袋的、牵着小孩的。他看到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从入口走进来，四十来岁，寸头，四方脸，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那人在门口站了一下，扫了一圈大厅，然后径直朝第三排走过来。
    “杜大志？”
    “是我。”
    “郑主任让我来的。车在外面。”那人没有自我介绍，没有握手，说完就转身往门口走。杜大志拎起塑料袋，跟在他后面。
    走出候车大厅，穿过广场，到了停车场。停车场很大，停满了大巴和中巴。那人带着他走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前面，拉开后座的门。“上车。”
    杜大志上了车。车里有股烟味，座椅是真皮的，坐着很软。那人上了驾驶座，发动车子，开出停车场。
    “我们去哪？”杜大志问。
    “城南。你先住下，后面的安排等人通知。”
    车子开了四十分钟，出了城，经过了城中村、工厂、农田，到了一个小镇。小镇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两层的商铺，卖农药的、卖化肥的、卖杂货的。街上的路面坑坑洼洼，前几天下了雨，积水还没干透。车子拐进一条巷子，停在一栋民房前面。民房是两层的，外墙刷了白色涂料，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
    那人熄了火，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杜大志。“二楼，左边第一间。屋里东西都备好了，你先住着。别出门，郑主任会联系你。”
    “住多久？”
    “少则几天，多则一个月。”
    那人没有下车。杜大志开了车门，拎着塑料袋走出来。车子掉了个头，开走了，尾灯在巷口的拐角处闪了一下。
    杜大志站在民房门口，抬头看了看这栋楼。二楼的窗户关着，窗帘拉着，看不到里面。他用钥匙开了门，走进去。一楼是客厅，水泥地面，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老旧的电视机。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的是一个胖娃娃抱着一只大鲤鱼，纸已经泛黄了。
    他上了二楼，找到左边第一间。开门，里面是一间卧室。一张单人床，白色的床单，白色被子。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户上挂着深蓝色的窗帘，挡住了外面的光。桌子上放着一桶矿泉水、一袋面包、几包方便面、一个电热水壶。角落里有一个塑料盆，盆里有毛巾和牙刷。
    他把塑料袋放在桌上，在床边坐下来。床很软，比派出所的折叠床舒服多了。他脱了鞋，躺下来，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个水渍，圆形的，像一个月亮。
    他掏出手机。有一条新消息，是安小澄发的。“到了吗？”
    他回：“到了。”
    “什么地方？”
    “一个小镇。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安全吗？”
    “应该安全。”
    “那就好。金姨上午出院了，邢建国送她回去的。刀疤刘的人没出现。”
    杜大志看着这条消息，松了一口气。金姨出院了。她头上的纱布拆了吗？她一个人住，谁给她做饭？她的店关了，她以后靠什么生活？他想问，但没问。因为他知道问了也没用。他在这里，什么忙都帮不上。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金姨的那把钥匙。钥匙的齿扎着他的手指，疼，但他没有松开。他把钥匙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手机又震了。安小澄的第二条消息：“你妈给我打电话了。”
    杜大志猛地坐起来。“她怎么知道你的电话？”
    “郑主任告诉她的。你妈说要谢谢你，让你在外地注意安全。她还说你爱吃的酸菜放在冰箱第二格，别忘了。”
    杜大志盯着这条消息，眼眶发热。**不会给陌生人打电话。她这辈子只给两个人打过电话——他和他表姐。她打给安小澄，是因为她实在找不到别人了。她在那个小院子里，在石榴树下，一遍一遍地拨一个陌生女人的号码，只为了说一句“谢谢你，让我儿子注意安全”。
    “你跟她说，酸菜我回去吃。”他发了这条消息，然后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躺回去。
    房间里很安静。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能听到外面偶尔传来的狗叫声，能听到远处公路上大货车驶过的轰鸣声。他闭上眼睛，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金姨倒在店门口的声音、邢建国在警车里说的那句话、安小澄坐在公交站的长椅上、刀疤刘在地下室里转刀的手、张彪说“别死了”的背影。
    他睁开眼。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长的光带。他盯着那条光带看了很久，然后坐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外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树上挂着几个青色的柿子，还没熟。院墙是红砖砌的，墙头上有碎玻璃，在阳光下闪着光。对面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屋顶上铺着灰色的瓦片，瓦缝里长着草。
    他站在窗户前，看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待多久，不知道刀疤刘会不会找到这里，不知道安小澄什么时候能出来，不知道金姨一个人怎么过。但他知道一件事——他活着。他还活着。金姨活着。安小澄活着。妈活着。所有人都活着。
    他转身回到床边，把塑料袋里的蓝色围裙拿出来，叠好，放在枕头上。他拿起桌上的电热水壶，去一楼的水龙头接了水，烧了一壶。水开了，他泡了一碗方便面，坐在桌子前面，一口一口地吃。方便面是红烧牛肉味的，和他在城中村出租屋里吃的是同一个牌子。面很烫，他吹了吹，吃得很慢。
    吃完面，他把碗扔进垃圾桶，去一楼的洗手间洗了脸和脚。水很凉，但他不介意。他回到二楼，关上门，把窗帘拉严，躺回床上。床单是新的，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他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这一天，他没有出门。他睡了一整天，中间醒了几次，翻个身又睡过去了。他做梦了，梦到金姨站在小卖部门口，穿着灰色棉裤，老北京布鞋，对着他笑。他走过去，想跟她说句话，但嘴张不开。他想喊“金姨”，喊不出来。他在梦里急得哭了。然后他醒了，枕头湿了一块。
    他坐起来，看了看手机。下午四点多。他睡了将近八个小时。他下了床，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院子里的柿子树在傍晚的光线里变成了深绿色，几个青色的柿子在树叶间若隐若现。
    他的手机震了。不是安小澄，是一个陌生号码。他接了。
    “大志。”是金姨的声音。
    “金姨？”
    “是姨。你邢叔叔给我买了个手机，让我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号码是他存的。”
    杜大志握着手机的手在抖。“金姨，你头上的伤好了吗？”
    “拆线了。医生说长得挺好的。”
    “店里的东西我给你收好了，六个纸箱，摞在柜台后面。围裙我带走了。”
    “你带围裙干什么？”
    “留个念想。”
    金姨沉默了一下。“大志，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但我会回来的。”
    “姨等你。你回来的时候，姨给你做酸菜炖粉条。”
    杜大志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没有出声，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听着金姨的呼吸声。
    “大志？”
    “在呢。”
    “别哭了。姨没事。”
    “我没哭。”
    “你从小就不会撒谎。你一哭，鼻子就不通气，说话瓮声瓮气的。你以为姨听不出来？”
    杜大志用袖子擦了擦眼睛。“金姨，我挂了。你好好养着。”
    “嗯。你自己也注意。”
    电话挂了。杜大志把手机放在桌上，坐在床边，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水泥地面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记。他哭了一会儿，不哭了，站起来，去洗手间洗了脸。
    他回到房间，打开那桶矿泉水，倒了一杯，喝了。然后他拿起手机，给安小澄发了一条消息：“金姨给我打电话了。她拆线了，恢复得挺好。”
    安小澄回得很快：“我知道。邢建国告诉我的。金姨是个好人。”
    “你也是好人。”
    安小澄没有回这条。他等了五分钟，没有回。他把手机放下，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个圆形的影子在渐渐暗下来的光线里变得模糊，像一个月亮沉到了水里。
    他不知道的是，在同一时刻，安小澄坐在市局拘押室的铁床上，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四个字——“你也是好人”——看了很久。她没有回，不是不想回，是她不知道该怎么回。她做了六年假账，害了不知道多少人，最后把一个送外卖的拖进了泥潭。她是好人吗？她不知道。但她知道一件事——那个送外卖的，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