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晚鱼说她要回来。
    这个消息在我脑子里转了一整天，像一颗被扔进搅拌机里的石子，磕磕碰碰的，发出细碎而持续的声响。不是疼，是那种你明知道有个东西在那里、却怎么都找不到它确切位置的烦躁。
    周五下午，我在工作室改第三版设计稿。客户的修改意见已经从最初的“大气简约”变成了“要有设计感但不能太张扬”，现在又变成了“我觉得可以加点东方元素，但不要太传统”。我盯着屏幕上的线条，感觉自己的审美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化。
    李砚从我身后经过，瞄了一眼我的屏幕，啧啧两声：“这衣服穿出去，回头率百分之两百。”
    “百分之两百？”我头都没抬，“哪来的两百？”
    “一个人回头看一眼算百分之百，回头看了两眼不就是两百？”
    “那要是回头看了三眼呢？”
    “那就是三百，但能让人回头看三眼的衣服，要么美得惊人，要么丑得吓人。你这件嘛……”他故意拖长了声音，“应该介于两者之间。”
    “滚。”
    他笑着走了。
    但我保存文件的时候多看了那件设计稿两眼。说实话，没有李砚说的那么不堪，但确实不是我想要的样子。一个好的设计是有灵魂的，它不需要说话，站在那里就能让人感受到某种情绪。而这件衣服什么情绪都没有，它只是一件衣服，遮体保暖，仅此而已。
    像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像我。
    下班的时候天还没黑，但已经灰蒙蒙的了。秋天的白昼越来越短，太阳像个急着下班的上班族，刚过五点就开始往西边沉，六点不到就彻底没了影。园区里的银杏树开始大面积地变黄，有几棵性子急的已经落了大半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某种无声的抗议。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拐进了附近的一条小巷子。
    这条巷子叫柳巷，名字起得风雅，其实就是一条普通的老街。两边是老式的居民楼，一楼都被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小店——杂货铺、水果摊、修鞋的、配钥匙的、还有一家很小的旧书店。
    旧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
    店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顾，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中山装。他的店里堆满了书，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过道，勉强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空气里有种旧纸张和霉味混合的气息，闻起来像时间本身的味道。
    “顾叔。”我推门进去，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
    老顾正坐在柜台后面看一本泛黄的古书，闻言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来了？前几天到了几本新书，放在你常看的那个架子上。”
    我走到角落里的那个书架前，果然看到几本新收进来的书。有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是九十年代的译本，封面已经有些破损了；有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品相还算完好；还有一本薄薄的、不知道什么年代的旧诗集，封面上的字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只隐约能认出“风雨”两个字。
    我把三本都拿了起来，翻了翻那本诗集。纸张已经发黄发脆，翻的时候要格外小心，稍一用力就会掉渣。里面的诗没有署名，字体是那种老式的铅字排版，行间距很大，留白很多。
    翻到中间的时候，我停下来了。
    那页上只有短短几行：
    “你来时冬至，但眉上风止，开口是所谓来日方长。
    你去时立夏，但衣上雨凉，闭口只道人生无常。”
    我盯着这几行字看了很久。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甚至连页码都没有。就这么孤零零地印在泛黄的纸上，像一个被遗忘在时间长河里的人，安静地等着某个偶然路过的人发现它。
    我把诗集拿到柜台前：“这三本多少钱？”
    老顾抬头看了一眼：“村上的十五，王小波的十块，诗集……算了，送你了，反正也没人要。”
    “那不行。”我从钱包里掏出五十块钱放在柜台上，“这三本我都要了，不用找了。”
    老顾看了看那五十块钱，又看了看我，没有说什么，把钱收进了抽屉里。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喜欢欠别人的，哪怕是几块钱的事，也要算得清清楚楚。
    出了书店，我在巷口的水果摊上买了几个橘子和一串葡萄。卖水果的大姐姓周，四十出头，嗓门大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但人很热情，每次我来买水果都会多塞我几个，说“拿着拿着，自家种的，不值钱”。
    “小江啊，你今天脸色好多了，是不是这两天睡得好些了？”周大姐一边称葡萄一边说。
    “还行，昨晚睡得早。”
    “那就好。我跟你说，年轻人不要老熬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知道她是好意，笑着点了点头，接过水果，往家走。
    路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红灯亮了。
    我停下来，习惯性地点了根烟。
    今天路口的人不多，稀稀拉拉的几个。对面站着一个男人，三十出头的样子，西装革履，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脸上带着一种紧张而期待的表情。他不停地看手表，又不停地整理领带，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急切地想要飞出去，但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飞。
    大概是在等女朋友。
    或者是在等一个答案。
    绿灯亮了，他快步走向对面，很快消失在人流里。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些恍惚。多久以前，我也曾是这样的人？捧着花等在某个人楼下，心跳得厉害，手心出汗，想着要说的话，一遍一遍地排练，生怕哪一个字说错了，哪一句话说得不够好。
    后来那些话都说了，那些花都送了，那些人也都走了。
    不是不够好，是太好了，好到让人觉得不真实。或者是不够好，好到让人觉得配不上。总之有无数种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段感情会结束，但没有一种理由能让结束变得不那么痛。
    烟抽完了，我掐灭烟头，走回家。
    那只橘猫又蹲在三楼的拐角处，这次它没有打盹，而是睁着眼睛看着我。它的眼睛是琥珀色的，在昏暗的楼道里泛着微微的光。
    “你又来了。”我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
    它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用脑袋蹭了蹭我的手心。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它抱了起来，带回了家。它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待遇，进了门就直奔昨天待过的那个角落，蜷缩起来，很快就闭上了眼睛。
    我在厨房里洗葡萄，手机响了。
    是林若曦打来的语音电话。
    我犹豫了两秒，还是接了。
    “喂。”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低落。
    “怎么了？”我把葡萄放进果盘里，靠在厨房的台面上。
    “没什么，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她顿了顿，“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还行，正常上班，下班买了点水果。”
    “你说”还行”的时候，通常都不是真的还行。”
    我愣了一下，没有说话。
    她太了解我了。或者说，她太擅长读懂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东西了。林若曦是学美术的，她总说画画和读人是一样的道理——看一个人，不要看他画了什么，要看他没画什么。留白的地方，往往藏着最多的信息。
    “梁思思要结婚了。”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难过吗？”她问。
    “说不上难过，就是觉得……有点不真实。”
    “你想过去参加她的婚礼吗？”
    “没有。她也不想我去。”
    “那你发红包了吗？”
    “发了。”
    “多少？”
    “1888。”
    “江源。”她忽然叫了我的名字，语气很认真。
    “嗯？”
    “你知道你这个人最让人心疼的是什么吗？”
    我没说话。
    “你总是在做正确的事。”她说，“分手了不发消息，不纠缠，不给别人添麻烦。朋友结婚就发红包，不多不少，刚刚好。别人对你好一分，你还十分。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完美的人，但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你把所有不好的情绪都藏起来了，藏到你自己都以为自己真的不在乎了。”
    “可是江源，你在乎的。”
    “你一直都在乎。”
    电话里只剩下呼吸的声音。
    窗外的天彻底黑了，厨房的灯照在葡萄上，紫色的果皮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珠，晶莹剔透的。我拿起一颗放进嘴里，很甜，甜得有些发腻。
    “若曦。”我说。
    “嗯。”
    “你说这些，是想告诉我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断了电话。然后她轻轻地说了一句：“我想告诉你，你可以不用那么坚强。”
    电话挂断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厨房里，听着嘟嘟的忙音，站了很久。
    那颗葡萄的甜味还留在嘴里，和某种说不清的苦涩混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味道。
    晚上十一点，我坐在阳台上喝酒。
    今天的酒是楼下便利店买的，一罐朝日啤酒，冰镇的，罐壁上凝着一层水珠。秋天的夜风比前两天凉了一些，吹在身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凉意。楼下的梧桐树在风里摇摆，树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像在窃窃私语。
    那只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从角落里走出来，跳上阳台的栏杆，蹲在那里，琥珀色的眼睛在夜色里发着光。
    “你说，人为什么要谈恋爱？”我问它。
    它当然不会回答，只是眯了眯眼睛，像是在说“我怎么知道”。
    “算了，问你也是白问。”我喝了口酒，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带起一阵凉意。
    手机震了一下。
    陈晚鱼发来了一张照片，是她在米兰拍的，背景是米兰大教堂，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站在广场上，阳光打在她身上，笑容灿烂得像一朵盛放的花。配文是：“倒计时三十天，想吃什么？我给你带。”
    我想了想，打字：“随便，你看着买。”
    “随便最难买了。你给个具体的。”
    “那就提拉米苏吧。”
    “好，记住了。”
    对话框安静了。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陈晚鱼还是那个陈晚鱼，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嘴角的弧度永远恰到好处，让人觉得温暖，又不敢靠近。
    她是我大学学妹，学的是服装表演，比我低两届。我们是在一次社团活动上认识的，她主动加了我的微信，然后就开始了一段漫长而模糊的关系。说不上是暧昧，也说不上是友情，就是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定义不清的状态。
    她会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亲手织的围巾，会在考试周给我送咖啡，会在下雨天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接。但她从来没有说过“我喜欢你”这四个字，我也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就这样不清不楚地相处了三年，直到她毕业去了米兰留学。
    走的那天她发了一条朋友圈：“三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谢谢你，江源。”
    我没有评论，也没有点赞。
    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些关系就是这样，你明知道它存在，但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去定义它。你说它是爱情，它不够浓烈；你说它是友情，它又不够纯粹。它就那么悬在那里，像一盏没有开关的灯，亮着，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灭，也不知道它亮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把啤酒喝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橘猫从栏杆上跳下来，跟着我进了屋。我给它倒了一碗水，又从冰箱里找出一小块鸡肉，切碎了放在另一个碗里。它闻了闻，开始吃，吃得很斯文，一小口一小口的，不像别的猫那样狼吞虎咽。
    “你以前是不是有主人？”我蹲下来看着它。
    它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吃。
    我洗完澡躺到床上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宋欣烨发来的消息：“哥，我今天在图书馆看到一个男生，长得跟你好像。”
    我回：“那说明你该配眼镜了。”
    “哈哈哈哈，不是长相像，是气质像。就是那种……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但就是让人觉得安心的感觉。”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一会儿，没有回复。
    宋欣烨是个很敏感的女孩，她总能捕捉到别人捕捉不到的东西，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这种敏感让她在画画上很有天赋，但也让她在感情上很容易受伤。
    她给我写的那封信，我到现在都没有拆开。
    不是因为不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知道，一旦我拆开了，就必须要做出回应。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所以选择了最懦弱的方式——假装那封信不存在。
    那封信现在还躺在我书桌最下面那个抽屉里，和一堆旧证件放在一起。信封已经有些皱了，边角微微卷起，但封口还是完好的，像一个小小的、密封的时间胶囊，保存着某个女孩十八岁时最真诚的心意。
    而我，是一个不敢打开时间胶囊的胆小鬼。
    想到这里，我忽然有些烦躁。
    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
    但越是强迫自己不想，就越是想。脑子里像有一台关不掉的电视机，画面一个接一个地闪过，声音嘈杂得让人头疼。
    丘怜说：“你觉得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
    梁思思说：“你太清醒了，清醒到让人害怕。”
    宋欣烨说：“等我四年。”
    陈晚鱼说：“我就知道你会来接我。”
    林若曦说：“你可以不用那么坚强。”
    这些话像回声一样在脑海里反复回荡，一遍又一遍，越来越响，越来越乱，最后变成一片嗡嗡的白噪音。
    我猛地坐起来，打开床头灯。
    橘猫被灯光惊了一下，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睡觉。
    我拿起手机，翻到丘怜的微信头像。她的头像是一张她画的插画，画的是一个女孩站在海边，风吹起她的头发和裙摆，远处的天空有海鸟飞过。我已经很久没有点开过她的头像了，久到差点忘了她长什么样子。
    她的朋友圈设置了三天可见，最近三天没有发任何东西。
    我点开对话框，上一次聊天还停留在去年冬天。她发了一条：“今天下雪了，你那边呢？”我回了一句：“没下，但很冷。”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打了几个字：“最近还好吗？”
    然后又删掉了。
    打了又删，删了又打，反复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把手机放下了。
    算了。
    有些话不说，比说了好。
    有些人不见，比见了好。
    不是逃避，是成年人的克制。
    窗外的风大了，吹得窗户发出轻微的响动。远处传来汽车的引擎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夜的深处。
    我关掉灯，重新躺下。
    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跳**，蜷缩在床尾，发出细微的咕噜声。它的体温透过被子传过来，一点一点的，像一个小小的暖水袋。
    我闭上眼睛，听着它的咕噜声，慢慢地放松下来。
    那些画面还在，那些声音也还在，但它们变得模糊了，像隔了一层毛玻璃，看不真切，听不清楚。
    然后它们慢慢地、慢慢地沉了下去。
    像一艘船沉入海底，无声无息，只留下一圈渐渐消散的涟漪。
    而那圈涟漪，也终于消失了。
    我睡着了。
    没有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