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后·法租界
    令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女子银行当记账员。
    孟昭的母亲是女子银行的董事，她托了这层关系，给令仪谋了个差事。月薪三十块大洋，不多，够付房租和饭钱。
    令仪去报到那日，穿的是从周公馆带出来的旧旗袍，藕荷色的，腰身有些松。她把头发挽成低髻，别了一支素银簪子，看起来和寻常的职业女子没什么两样。
    “沈小姐以前做过账？”经理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穿灰布旗袍，戴一副金丝眼镜，目光锐利。
    “没做过。”令仪诚实回答，“但我读过书，会写字，会算术。”
    经理挑了挑眉，递给她一本账簿：“试试看。”
    令仪坐下来，翻开账簿。里头是密密麻麻的数字，收入和支出，借方和贷方，像一群蚂蚁在纸上爬。她深吸一口气，拿起算盘，噼里啪啦地拨起来。
    她算得慢，却准，一个错处也没有。
    经理看了很久，终于点点头：“明日来上工。”
    令仪走出银行的时候，日头正好。她站在台阶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忽然觉得脚底下踩的是实地。
    这是她第一次，凭自己的本事挣来一份工作。
    
    孟昭在公寓里等她。
    令仪进门的时候，她正蹲在阳台上给兰花浇水，听见动静，头也不回：“怎么样？”
    “录用了。”令仪把包放在桌上，“明日上工。”
    孟昭站起来，转过身，脸上是毫不掩饰的笑：“我就知道你能行。”
    她走过来，替令仪解旗袍领口的盘扣——那盘扣勒得紧，令仪自己解了半天没解开。孟昭的手指灵活，三两下就开了。
    “累不累？”她问。
    “不累。”令仪在藤椅上坐下，“就是有些紧张。我怕算错账，怕同事笑话，怕……”
    “怕什么？”
    “怕他们发现我是谁。”令仪的声音低下去，“周家的少奶奶，沈家的大小姐，如今落魄到当记账员……”
    “令仪。”孟昭打断她，在她面前蹲下，仰头看着她，“你不是周家少奶奶，也不是沈家大小姐。你是沈令仪，女子银行的记账员。这个身份，是你自己挣的。”
    令仪看着她，忽然笑了。
    “孟昭，”她说，“你总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对你说。”孟昭站起来，在她额头上印下一个吻，“去换衣裳，我煮了面。”
    
    令仪在银行做了半个月，渐渐上手了。
    她每天卯时起床，煮粥，绣花，然后出门上工。银行的工作枯燥，却充实——她不再需要应付老太太的盘问，不再需要等一个从不回家的丈夫，不再需要把自己活成一件摆设。
    她开始记住同事的名字：隔壁桌的王小姐爱吃桂花糕，对门的李太太有个三岁的女儿，经理张太太的丈夫在邮局工作。她们不知道她的过去，只当她是个普通的职业女子，偶尔约她去看电影、逛百货公司。
    令仪第一次去电影院的时候，紧张得手心冒汗。她从没在公共场合和“朋友”一起出现过——在周家，她的“朋友”是婶娘和少奶奶们，她们的话题是麻将、孩子和丈夫的姨太太。
    “令仪，你发什么呆？”王小姐推她，“电影要开始了。”
    银幕上亮起光，是部西洋片子，讲一个女子离家出走、独自去大城市闯荡的故事。令仪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怎么了？”王小姐递过手帕，“这电影不悲啊，结局挺好的。”
    “嗯。”令仪擦着眼泪，“就是……太好了。”
    
    变故发生在第三周。
    那日令仪正在算账，经理张太太忽然走过来，脸色凝重：“沈小姐，有人找。”
    令仪抬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男人。
    他穿一身藏青色西装，领口别着钻石领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刚从照相馆里走出来。他看着她，嘴角挂着一抹笑，那笑容却不达眼底。
    “令仪，”他说，“好久不见。”
    令仪的手一抖，算盘珠子哗啦啦散了一桌。
    是周牧之。
    
    他们在银行后巷的咖啡馆里坐下。
    周牧之要了一杯咖啡，加两块方糖。令仪要了一杯白开水——她喝不惯咖啡的苦涩，从前在周家，老太太说喝咖啡是“洋派”，她跟着喝了几回，每次都偷偷倒掉。
    “令仪，”周牧之搅着咖啡，目光在她脸上逡巡，“你瘦了。”
    令仪没有接话。
    “这半个月，我一直在找你。”周牧之放下勺子，瓷器碰撞发出清脆的响，“我知道你住在法租界，知道你在女子银行上工，知道……”
    他顿了顿，嘴角那抹笑深了：“知道你跟那个女人住在一起。”
    令仪的手指攥紧了杯子。
    “周牧之，”她的声音很稳，“你想怎样？”
    “我想怎样？”周牧之笑了，那笑声里带着讥讽，“令仪，你是我妻子。你跟人私奔，丢的是周家的脸。我登报声明，是要挽回周家的体面。可如今——”
    他倾身过来，压低声音：“我改主意了。”
    令仪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我可以不登报。”周牧之说，“我可以跟你离婚，和平分手，财产分割，清清楚楚。甚至……”
    他顿了顿，“我还可以给你一笔钱，够你在法租界买一栋小洋楼，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令仪的心跳漏了一拍。
    “条件呢？”她问。
    周牧之笑了，那笑容里有种令仪熟悉的东西——是猎人看猎物，是商人看筹码。
    “聪明。”他说，“令仪，你果然聪明。”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推到令仪面前。
    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穿长衫，戴瓜皮帽，面容清癯，眼神却锐利如鹰。
    “孟昭的父亲，孟世昌。”周牧之说，“北洋旧官僚，手里有一批秘密军火的线索。日本人一直在找他，国民政府也在找他。令仪，我要你帮我拿到这批军火的下落。”
    令仪的脸色变了。
    “你疯了。”她的声音发颤，“孟昭是我……”
    “是你什么？”周牧之打断她，目光冰冷，“令仪，别告诉我你对那个女人动了真情。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寂寞久了，找个伴儿解闷儿。等新鲜劲儿过了，还不是要回正轨？”
    令仪看着他，忽然觉得恶心。
    她想起三年前，周牧之娶她的时候，也是这副表情——从容的、算计的、像在菜市场挑一块猪肉。她以为她习惯了，她以为她麻木了，可此刻，她觉得胃里翻江倒海。
    “周牧之，”她说，声音很轻，却很稳，“我不会帮你。”
    周牧之挑了挑眉。
    “令仪，”他说，“你别急着拒绝。想想你的处境——沈家不要你，周家要毁你，你在这个银行当记账员，一个月三十块大洋，能撑多久？”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要么你给我孟世昌的线索，要么——”
    他俯下身，在她耳边说：“我让你在上海滩，连记账员都当不成。”
    他走了。咖啡还冒着热气，像一声未说完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