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晴把协议折好，塞进校服口袋：“我明天给你答复。”
    “可以。”沈博安点点头，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比刚才那份协议厚实得多，“这里是三千。先拿着，办转院。”
    母亲的手还攥着林晚晴的胳膊，指甲陷进肉里，生疼。
    “妈。”林晚晴轻轻掰开母亲的手，接过那个信封。钱很沉，压得她手腕往下坠。
    沈博安转身走了，皮鞋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嗒，嗒，嗒，越来越远。
    母亲瘫坐在长椅上，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没出声。
    林晚晴站了一会儿，走到护士站，敲了敲玻璃窗。
    “同志，麻烦问一下，转院手续怎么办？”
    值班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护士，正织毛衣，头也不抬：“找主治医生开证明，再去收费处结清欠款。”
    “现在能办吗？”
    “医生下班了，明天早上八点。”
    林晚晴道了谢，走回病房门口。父亲醒了，睁着眼看天花板，眼神空空的。
    “爸。”
    父亲转过头，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明天转院，去省城。”林晚晴在床边坐下，握住父亲的手，“钱有了，最好的医生。”
    父亲的手很凉，指关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他盯着女儿看了很久，眼眶慢慢红了。
    “别……别卖自己。”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
    林晚晴鼻子一酸，硬是把眼泪憋回去：“不是卖。是工作，去深圳，一个月八十块。”
    “八十？”父亲眼睛睁大了些，“那么多？”
    “嗯。包吃住。”林晚晴把信封放到父亲枕边，“这是三千，明天一早就办手续。”
    父亲盯着那个信封，喉结滚动了几下：“那人……靠谱吗？”
    “不知道。”林晚晴实话实说，“但爸，咱们没得选。”
    病房里安静下来。隔壁床的老头在打呼噜，一声接一声。窗外的天完全黑了，路灯昏黄的光透过玻璃，在地板上投出一块模糊的亮斑。
    “劲生知道吗？”父亲突然问。
    林晚晴的手僵了一下。
    “他不知道。”她说，“也不能让他知道。”
    “为啥？”
    “他那脾气，知道了肯定要闹。”林晚晴站起来，走到窗边，“闹了也没用，反而坏事。”
    父亲叹了口气，闭上眼睛。
    那一夜，林晚晴没睡。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把那份协议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字很小，有些条款写得弯弯绕绕，她看不太懂，但“五年”、“服从安排”、“不得擅自离职”这些字眼，像钉子一样扎进眼睛里。
    天快亮的时候，母亲从病房里出来，在她身边坐下。
    “想好了？”
    “嗯。”
    “真要去？”
    “真要去。”
    母亲沉默了很久，从怀里掏出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粮票和一块钱。
    “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林晚晴没接：“妈，我有钱。”
    “那是人家的钱。”母亲硬塞进她手里，“这是妈给你的。”
    手帕很旧了，边角磨得发白，上面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针脚歪歪扭扭。林晚晴记得，这是她上小学时，母亲熬夜绣的。
    她把粮票和钱揣进口袋，手帕叠好，还给母亲。
    “留着，等我回来。”
    早上八点，主治医生来了。看了沈博安留下的名片，又看了看那份协议，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小姑娘，这字可不能乱签。”医生把林晚晴拉到一边，“深圳那地方，乱得很。你一个女娃子去，家里放心？”
    “不放心的。”林晚晴说，“但我爸的腿等不了。”
    医生叹了口气，没再劝，开了转院证明。
    九点半，沈博安的车又来了。这次是辆白色的面包车，后面能放担架。司机是个黑瘦的中年男人，话不多，帮着把父亲抬上车。
    母亲站在医院门口，一直抹眼泪。
    “妈，你回吧。”林晚晴说，“供销社那边，沈先生会安排。”
    “你……你到了给家里写信。”
    “嗯。”
    面包车发动了。林晚晴从后窗看出去，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尘土飞扬的土路尽头。
    父亲躺在担架上，眼睛闭着，但林晚晴知道他没睡。他的手指一直在抖，一下，又一下。
    车开了三个多小时，到了省城。省人民医院比县医院大得多，楼也高，白墙绿窗，门口停着好几辆小轿车。
    沈博安已经等在住院部门口。他换了一身浅灰色的西装，手里拿着个文件袋。
    “手续都办好了，直接去骨科病房。”他对司机说，然后看向林晚晴，“你跟我来。”
    林晚晴跟着他走进医院大楼。地面是水磨石的，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走廊两边贴着“讲文明、树新风”的标语，红底白字，很醒目。
    沈博安在一间办公室前停下，敲了敲门。
    “请进。”
    里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医生，戴着眼镜，头发花白。
    “王主任，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病人。”沈博安把文件袋递过去，“片子都在里面。”
    王主任抽出片子，对着光看了很久。
    “腰椎第三节、第四节粉碎性骨折，压迫神经。”他放下片子，看向林晚晴，“你是家属？”
    “我是他女儿。”
    “手术可以做，但风险很大。”王主任说得很直接，“就算手术成功，以后也可能站不起来，最多坐轮椅。”
    林晚晴的心往下沉。
    “成功率多少？”沈博安问。
    “六成。”王主任说，“我们医院去年从德国引进了新设备，成功率算高的。要是放在以前，三成都不到。”
    “做。”林晚晴说。
    王主任看了她一眼：“小姑娘，手术费可不便宜。”
    “钱不是问题。”沈博安接过话，“用最好的药，请最好的医生。”
    王主任点点头，在病历上写了些什么：“那就安排下周三手术。这几天先做检查，稳定情况。”
    从办公室出来，沈博安递给林晚晴一张火车票。
    “明天下午三点，省城直达深圳的特快。”他说，“硬卧，三十六个小时。”
    林晚晴接过车票。粉红色的票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的字样，出发站是“广州”，到达站是“深圳”。
    “我爸……”
    “手术那天我会来。”沈博安说，“你安心去深圳。到了那边，有人接你。”
    “接我的人长什么样？”
    “女的，四十多岁，姓周，会举个牌子，写你名字。”沈博安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十块钱，“这是路上吃饭的钱。”
    林晚晴没接：“我有。”
    “拿着。”沈博安把钱塞进她手里，“记住，到了深圳，你就是我公司的人。少说话，多做事，不该问的别问。”
    “不该问的指什么？”
    沈博安看着她，眼神很深：“比如我为什么选你，比如我要你做什么，比如……”他顿了顿，“比如你那个小男朋友。”
    林晚晴的手指收紧，车票边缘硌得掌心生疼。
    “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
    “最好是这样。”沈博安转身要走，又停住，“对了，到了深圳，给你起个新名字。”
    “什么？”
    “林薇。”他说，“蔷薇的薇。以后在公司，你就叫这个。”
    林晚晴没说话。
    沈博安走了。走廊里又剩下她一个人。
    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省城就是不一样，自行车比镇上多得多，还有几辆小轿车，嘀嘀地按着喇叭。
    远处有钟楼，指针指向十一点。
    她突然想起，今天是星期三。这个时间，陈劲生应该在上物理课。他坐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会在课本上投下一小块光斑。
    他会不会也在想她？
    林晚晴摇摇头，把这个念头甩出去。不能想，想了就狠不下心了。
    她在医院陪了父亲一天。下午，母亲从镇上赶来了，拎着个布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几个煮鸡蛋。
    “你爸咋样？”
    “医生说下周三手术。”林晚晴剥了个鸡蛋，递给父亲，“妈，我明天走。”
    母亲的手抖了一下：“这么快？”
    “嗯，车票买好了。”
    母亲没再说什么，只是从布包里又掏出个东西，用红布包着，一层层打开。
    是个银镯子，很细，上面刻着花纹，已经发黑了。
    “你外婆给我的。”母亲把镯子套在林晚晴手腕上，“戴着，保平安。”
    镯子有点大，在林晚晴纤细的手腕上晃荡。
    “谢谢妈。”
    那天晚上，林晚晴趴在父亲病床边睡着了。梦里，她还在镇上的中学，和陈劲生一起在操场跑步。跑着跑着，天突然黑了，陈劲生不见了，她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上，怎么喊都没人应。
    惊醒时，天已经蒙蒙亮。父亲还在睡，呼吸平稳。
    她轻手轻脚地走出病房，在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前站了很久。
    要不要给陈劲生打个电话？
    镇上只有邮电局有一部电话，打过去还得让人去叫。而且说什么呢？说我要走了，去深圳，五年不回来？说你别等我了，找个好姑娘？
    林晚晴最终没打。她掏出笔，从病历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一行字：
    “劲生，我走了。别找我。好好考大学。林晚晴。”
    写完，她把纸撕得粉碎，扔进垃圾桶。
    下午两点，林晚晴背着书包走出医院。书包里只有两件换洗衣服、一本英语课本、还有母亲给的那块手帕。
    沈博安的车等在门口。这次不是面包车，是辆黑色的小轿车，车头有个圆形的标志，林晚晴不认识。
    “上车。”沈博安摇下车窗。
    林晚晴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里有一股皮革和香烟混合的味道，座椅是真皮的，很软。
    车开了。省城的街道比镇上宽，两边的楼也高，墙上贴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
    “深圳……是什么样的？”林晚晴问。
    沈博安点了支烟，没看她：“去了就知道了。”
    “我要做什么工作？”
    “先学。”沈博安吐出一口烟，“学说话，学打扮，学看人脸色。学好了，再做事。”
    “学这些要多久？”
    “看你自己。”沈博安把烟掐灭，“聪明的话，半年。笨的话，一辈子。”
    林晚晴不说话了。她看着窗外，街景飞快地后退，像一卷倒放的电影胶片。
    火车站到了。
    人山人海。挑着担子的农民，背着行李的工人，抱着孩子的妇女，挤成一团。喇叭里反复广播：“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深圳的特快列车即将进站，请排队检票……”
    沈博安把她送到检票口，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里面有周姐的电话，到了打给她。还有一百块钱，应急用。”
    林晚晴接过信封，很薄。
    “记住，”沈博安看着她，“从现在开始，你是林薇。林晚晴已经死了。”
    这话像一把锤子，砸在林晚晴心上。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沈博安转身走了，没回头。
    林晚晴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然后她转身，把车票递给检票员。
    “去深圳的？”
    “嗯。”
    检票员是个中年妇女，看了她一眼：“小姑娘一个人？”
    “嗯。”
    “路上小心点。”检票员把票还给她，“深圳那地方，乱。”
    林晚晴点点头，走进站台。
    火车已经等在那里了。绿色的车厢，上面写着“广州-深圳特快”。车窗很脏，沾满了灰尘和煤灰。
    她找到自己的车厢，爬上去。硬卧车厢里挤满了人，行李堆得到处都是，空气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脚臭味。
    她的铺位是中铺。她把书包塞到枕头下面，坐在过道边的小凳子上。
    对面下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在吃烧鸡，满手油。上铺是个年轻姑娘，抱着个录音机，耳机里传来邓丽君的歌声：“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火车开动了。先是缓缓地，然后越来越快。站台、楼房、树木，都向后倒去。
    林晚晴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这座陌生的城市渐渐远去。她想起镇上的那条河，夏天的时候，她和陈劲生常去游泳。河水很清，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陈劲生游得快，总是先游到对岸，然后回头冲她喊：“晚晴，快点！”
    她游得慢，他就游回来，拉着她的手，一起往前游。
    那时候的水真凉啊，凉得刺骨，可是他的手很暖。
    “小姑娘，你去深圳干啥？”
    吃烧鸡的男人问她，嘴里还嚼着鸡肉。
    “打工。”林晚晴说。
    “打工好啊。”男人抹了抹嘴，“深圳遍地是黄金，去了就能捡。”
    上铺的姑娘摘下耳机，探出头：“你别听他的。深圳是能赚钱，但也累死人。我在那边干了两年，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工资也就比内地多点。”
    “那你还去？”男人问。
    “不去咋办？”姑娘叹了口气，“老家没活干，种地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林晚晴没接话。她看着窗外，天渐渐黑了，远处的村庄亮**点灯火，像散落的星星。
    火车轰隆隆地往前开，穿过田野，穿过隧道，穿过黑夜。
    半夜，林晚晴爬上中铺，躺下。车厢里熄了灯，只有过道底下的小灯还亮着，发出昏黄的光。
    她睡不着，睁着眼看头顶的行李架。架子上塞满了编织袋、麻袋、行李箱，随着火车晃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五年。
    她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待五年。不能联系陈劲生，不能联系以前的同学朋友，连名字都要换掉。
    林薇。
    她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很陌生，像在叫别人。
    窗外闪过一片灯火，是个小站。站台上有人影晃动，提着行李，匆匆忙忙。
    火车没停，直接开过去了。
    林晚晴突然想起，陈劲生说过，等高考完了，要带她去北京看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广场特别大，能站好几十万人。他说要站在**像下面，给她拍张照。
    “到时候你就穿那件红毛衣，肯定好看。”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像装了星星。
    林晚晴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有股霉味，呛得她想咳嗽。
    不能哭。她对自己说，不能哭。
    哭了就输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她又回到了镇上中学的操场。陈劲生在打篮球，汗水顺着他的下巴滴下来，在水泥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