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五日，天还没亮，长孙画浅就醒了。
    她躺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像一具尚未启动的精密仪器。这是她前世在行动日养成的习惯——任务当天的第一个小时，不做任何事，只用来“校准”。校准身体的状态，校准心理的预期，校准每一个可能出错的环节。
    她在脑海中把今天的行动预演了第四遍。
    卯时起床，辰时出门，巳时之前到达国子监。孔颖达的讲学在巳时正开始，持续大约一个时辰。讲学结束后，他会从讲堂后面的小径离开，经过一片竹林，从侧门出监——这个信息是薛万述帮她打听到的。薛万述在左武卫有一个同僚，其弟在国子监做博士，对孔颖达的行踪了如指掌。
    她要在那片竹林里“偶遇”孔颖达。
    不能太早——太早了她需要等，等人会让人显得刻意。不能太晚——太晚了孔颖达已经上了轿子，她没有机会上前说话。她需要精确地在他走出讲堂、步入竹林的那一刻，恰好出现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而“恰好”这两个字，背后是无数次的推演和计算。
    卯时，她准时起身。阿沅还在打瞌睡，被她的动静惊醒，慌忙爬起来要伺候。长孙画浅摆了摆手，自己取了水来洗漱。她今天穿的是那件月白色的襦裙——这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了，虽然旧，但胜在干净素雅，符合一个“守丧未满的功臣之女”的身份。她依然没有施脂粉，只在鬓边簪了一朵白色的绢花。
    “小姐，您今天要去哪里？”阿沅揉着眼睛问。
    “出去走走。你和春妈妈跟着就行，不要多问。”
    阿沅乖巧地闭了嘴。
    辰时，春妈妈已经在角门备好了一顶小轿。这是长孙画浅醒来后第一次出府。她掀开轿帘看了一眼外面的街道——长安城的坊间街道宽阔笔直，两旁种着槐树和榆树，三月的槐花还没开，但榆钱已经挂满了枝头，一串串嫩绿色的，在晨风中轻轻摇晃。
    街上已经有了行人——挑着担子卖早点的商贩、赶着驴车往城里送菜的农人、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士子。远处传来钟声，浑厚悠远，那是务本坊的方向。
    “走吧。”她放下轿帘。
    从长孙府所在的崇仁坊到务本坊的国子监，走大路大约需要三刻钟。长孙画浅刻意让轿夫走得慢一些——她需要控制到达的时间。到得太早，她要在国子监外面等；等得太久，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她算准了时间，让轿子在巳时差一刻的时候到达国子监的侧门。
    国子监坐落在务本坊的西侧，占地极广，朱漆大门高悬着“国子监”三个大字的匾额，据说是当今天子亲笔所书。门前立着两尊石狮子，威武庄严。大门两侧各有一面大鼓，是召集生徒讲学用的。
    侧门比正门小得多，但也有兵丁把守。春妈妈上前递了一个名刺——这是薛万述帮她弄来的，上面写的是“左武卫宣威将军薛府”，算是借了薛万述的名头。兵丁看了一眼，没有多问，放了她们进去。
    国子监的内部比长孙画浅想象的要大得多。一进大门是一条宽阔的甬道，两旁种着成排的松柏，树龄看起来至少有几十年，枝干虬曲，苍翠欲滴。甬道尽头是一座高大的讲堂，飞檐斗拱，气势恢宏。讲堂前面有一片空场，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有年轻的士子，也有年过半百的老儒，三三两两地站着说话，等待讲学开始。
    长孙画浅没有去空场。她带着春妈妈和阿沅，沿着讲堂旁边的一条小径，绕到了后面。
    后面的景致完全不同。没有了前院的庄严肃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幽静的竹林。竹子种得极密，小径在竹林中蜿蜒穿行，脚下是碎石铺的路，踩上去沙沙作响。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
    长孙画浅沿着小径走了一小段，在一株老梅树下停了下来。从这里可以看到讲堂后门的位置，但距离足够远，不会让人觉得她在刻意等候。
    “春妈妈，阿沅，你们在这里等着。不管发生什么，不要出声。”
    春妈妈和阿沅对视一眼，点了点头。
    巳时正，讲堂里传来一阵骚动。长孙画浅听不清里面在说什么，但她能感受到那种氛围——像剧场里大幕拉开前的瞬间，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
    然后，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从讲堂里传了出来。
    那声音隔着一道墙和一片竹林，字句已经模糊不清了，但那种韵律和节奏依然清晰可辨——不急不缓，抑扬顿挫，像一条沉稳流淌的河。长孙画浅站在竹林里，听着那个声音，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她前世在军校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教军事理论的教授，讲课也是这种风格。不煽情，不卖弄，只是用一种极其笃定的语气，把复杂的东西讲得清清楚楚。
    那种人，肚子里有货。
    讲学持续了大约一个时辰。在这一个时辰里，长孙画浅一动不动地站在梅树下，像一尊雕塑。她不是在听讲学——她听不清内容——她是在等。等那个声音停下来，等讲堂里的人开始往外走，等孔颖达从后门出来。
    她的心跳很稳。每分钟大约六十次，比她前世的静息心率快了十次——这具身体的心肺功能还需要锻炼，但六十次的心率对于等待中的状态来说，已经足够平静了。
    巳时正过后大约一刻钟，讲堂里的声音停了。
    先是短暂的沉默，然后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议论声。脚步声从讲堂的前门方向传来——大多数人都从前面走了。但长孙画浅没有动。她的目光始终锁定在讲堂的后门上。
    后门是一扇不起眼的木门，漆色斑驳，门上的铜环已经生了绿锈。在讲堂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之后，那扇门“吱呀”一声，被人从里面推开了。
    一个老人走了出来。
    孔颖达。
    长孙画浅在第一眼看到他时，就明白了为什么父亲会对他如此敬重。这个老人身上有一种气质——不是威严，不是高傲，而是一种经过了岁月淬炼的、沉甸甸的厚重感。他身材不高，微微有些驼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色圆领袍服，头上戴着一顶普通的幞头，手里拄着一根竹杖。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眉毛又长又白，往下耷拉着，但那双眼睛——
    那双眼睛，亮得惊人。
    像两盏灯。不是那种灼灼逼人的亮，是那种深沉的、含蓄的、你看他一眼就知道他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亮。
    孔颖达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三十来岁的文士，穿着绿色官服，应该是国子监的属官；另一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穿着白色襕衫，手里抱着一摞书卷，看打扮是孔颖达的学生。
    三个人沿着竹林小径缓缓走来。
    长孙画浅没有立刻上前。她等孔颖达走出了大约十步，然后从梅树下转出来，恰好出现在他的视线前方——不是迎面撞上，而是“恰好”从岔路上走出来，“恰好”与他相遇。
    这种“恰好”需要精确到秒的计算。早了，她在前面等，显得刻意；晚了，她已经走过了头，需要回头追，更刻意。她算准了孔颖达的步速——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拄着竹杖，在碎石路上走路的速度大约是每息三步——然后把自己从梅树下走到小径交汇点的步数除以步速，得出一个精确到息的数字。
    她走出来的时候，孔颖达距离交汇点大约还有五步。
    “孔大人。”长孙画浅停下脚步，躬身行礼。她的动作很慢——不是故意拖延，而是大病初愈的身体确实做不到快。但这种“慢”在这个时刻反而成了优势：它让她看起来更加恭谨，更加郑重。
    孔颖达停下脚步，微微眯起眼睛，看着面前这个素衣素裙、鬓边簪着白花的少女。
    他的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三秒。这三秒里，长孙画浅感受到了一种几乎可以触摸的审视——像一束光打在她身上，每一寸都被照得纤毫毕现。她保持着躬身的姿势，一动不动，呼吸平稳。
    “你是哪家的孩子？”孔颖达的声音比在讲堂里低了许多，但依然洪亮，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沙哑。
    长孙画浅直起身，目光平视孔颖达——不是直视，是微微低垂，以示恭敬。
    “故游击将军长孙画之女，长孙画浅。家父贞观九年殁于王事。”
    她说完这句话，就不再说了。
    这是她设计好的开场。不寒暄，不客套，不自报家门之后立刻诉苦，也不急着拿出那封信。她只是报出了父亲的名字和死因，然后——沉默。
    沉默是最好的钩子。一个功臣之女，在父亲的座师面前报出父亲的名字和死因，然后沉默——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在说：我不需要多说什么，我站在这里，就是一切。
    孔颖达的表情变了。
    那个变化很微妙——不是震惊，不是悲痛，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的感觉。他的眉毛微微颤了一下，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极短的时间内闪了一下又灭了。
    “长孙画。”他念出这个名字，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一些，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回忆什么。“贞观九年的武举……我记得他。他箭术极好，策论写得……不算出色，但有一股子朴拙的劲儿。我问他为什么要考武举，他说……”
    孔颖达停住了，微微仰起头，像是在从记忆深处打捞一个快要沉底的碎片。
    “他说，”臣不善言辞，唯愿以刀马报效国家。臣的父亲教臣读书，说武人也要懂道理。臣读了大人的《五经正义》，觉得书里讲的道理，跟臣在军营里学到的是一样的——忠君、爱卒、守土、死战。臣说不清楚，但臣心里明白。””
    孔颖达说完这段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看着长孙画浅，目光里的审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和的、近乎慈爱的东西。
    “你是他的女儿。你父亲……是什么时候的事？”
    “贞观九年八月，对吐谷浑一战。家父率部断后，力战而死。”
    “八月……”孔颖达喃喃道，“那是前年的事了。我竟然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三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有愧疚。一个当朝侍郎，连自己座师的阵亡都不知道——这在唐代的士人伦理中，是一件不太体面的事。但长孙画浅知道，这不怪孔颖达。长孙画只是一个从四品的游击将军，在贞观朝的名将如云中，这样的人太多了。阵亡的消息递到兵部，兵部拟了追赠，报上去，皇帝画了圈，然后就沉入了浩如烟海的文牍之中。没有人会专门去通知一个礼部侍郎。
    “大人日理万机，家父微末之人，不敢劳大人挂怀。”长孙画浅的语气平淡而克制，“画浅今日冒昧前来，非为诉苦，亦非求告。只是——家父生前常言，孔师知他。画浅不才，唯愿大人知有家父其人、知其有女尚在人间。如此，家父在天之灵，亦可稍慰。”
    她从袖中取出那封信，双手呈上。
    孔颖达接过信，没有立刻打开。他看着信封上“故游击将军长孙画之女画浅谨拜”几个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将信收入袖中。
    “好。老夫回去再看。”他说。然后他顿了顿，看着长孙画浅的脸——那张瘦削的、苍白的、但眼神异常沉静的脸。“你一个人来的？”
    “家母身体不好，不能出门。画浅带了家里的妈妈和丫鬟，在外面候着。”
    孔颖达点了点头。他没有再问什么，只是从袖中摸出一样东西，递给长孙画浅。
    那是一枚小小的木牌，上面刻着一个“孔”字。
    “这是老夫的监生名牌。你以后若有什么事，拿这个牌子到国子监来找老夫。跟门房说一声就行。”
    长孙画浅接过木牌，双手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这是她精心设计的行动中，没有预料到的一个环节。她预料到孔颖达可能会同情她，可能会问她一些话，甚至可能会答应帮她一个忙——但她没有预料到，他会直接给她一枚通行名牌。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孔颖达不仅仅是在“表达同情”，他在“敞开大门”。一个七十岁的当朝侍郎，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功臣之女自己的名牌——这在唐代的社会语境中，是一种明确的信号：我愿意听你说话，我愿意给你机会。
    她深深行了一礼。“多谢大人。”
    孔颖达没有再说什么。他拄着竹杖，沿着竹林小径慢慢走远了。那个穿绿官服的文士和抱书卷的年轻学生跟在后面，三个人很快消失在竹林深处。
    长孙画浅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背影，直到完全看不见了，才轻轻呼出一口气。
    “走吧。”她转身对春妈妈说。
    回程的轿子里，长孙画浅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复盘了今天的每一个细节。
    开场：完美。时机精确，姿态得体，父亲的回忆录起了关键作用——孔颖达主动说出了父亲当年的话，这说明父亲在他心中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这一点比她预期的要好。
    书信：未拆封，但孔颖达收下了。收下就意味着他会看。以孔颖达的性格，一个功臣之女亲手呈上的信，他不会丢在一边不管。
    名牌：意外之喜。这枚名牌的实际价值远超任何口头承诺——它给了她一个合法的、正式的、可以随时接触孔颖达的渠道。在唐代的政治生态中，“能见到人”往往比“能说对话”更重要。
    但她没有得意忘形。
    她知道，今天的“偶遇”只是打开了一扇门，而不是走完了全程。孔颖达给了她名牌，不代表他会替她出头。一个七十岁的儒学大家，见过太多的人和事，不会因为一封感人的信和一个可怜的少女就贸然介入别人的家务事。
    他需要更多。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证据，更多的——理由。
    而这些东西，她还没有给他。
    回府之后，长孙画浅把孔颖达的名牌用一块帕子包好，压在枕下。然后她坐在书桌前，在草纸上写下了今天的复盘笔记。
    “三月二十五日，国子监，见孔颖达。成果：名牌一枚，渠道打通。待解决的问题：孔颖达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决定是否介入。这些信息包括——恩荫被篡改的具体证据、二房侵占田产的证据、落水事件的真相。目前已有进展：钱账房的典卖信息（已拿到）、兵部马主事的异常反应（薛万述施压后）、陈叔在查的丫鬟下落（尚未有结果）。下一步：在孔颖达看完信、做出决定之前（预计三到五天），把恩荫被篡改的证据链补全。”
    她放下笔，看着窗外的天色。夕阳已经西沉，天边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把院中那丛瘦竹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斜。
    三到五天。她需要在这三到五天里，把恩荫被篡改的证据链补全。
    证据链的第一环：兵部的批文程序违规——薛万述那边已经在查了。第二环：宗图伪造——这个需要找到族中参与伪造宗图的人。第三环：二房的动机——典卖田产的钱去了哪里？如果她能找到二房用典卖田产的钱去贿赂马主事的证据，这条证据链就完整了。
    但第三环是最难的。行贿受贿这种事，从来都是暗中进行，不会留下明显的痕迹。她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可能是二房的人，可能是马主事的人，也可能是中间人。
    她闭上眼睛，在脑海中翻看着所有已知的信息。
    二房——长孙定谨慎，王氏精明，刘妈妈忠心，但二房的其他人呢？长孙定的几个儿子？长孙承恩——那个被安在恩荫名单上的嫡次子？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怎么上去的？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会不会在不经意间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或者——马主事。一个“没什么本事但胜在听话”的小吏，收了贿赂之后，会不会留下什么记录？会不会在某个不经意的场合，跟人提起过这件事？
    这些都需要时间去查。但她没有太多时间了——兵部的批文月底就要下来，今天已经是三月二十五日，只剩五天。
    她睁开眼，目光落在桌角的铜灯上。灯油快烧干了，火苗一跳一跳的，随时可能熄灭。
    她忽然想起前世教官说过的一句话：“当你觉得时间不够用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太慢，而是因为你的目标太大。把大目标拆成小目标，一个个去完成。完成一个，时间就多一分。”
    她把恩荫篡改的证据链拆成了三个小目标：
    第一，拿到兵部批文程序违规的书面证据——至少是某种可以佐证的文书。这件事薛万述可以帮忙，但他是一个武将，在兵部的人脉有限。
    第二，找到族中参与伪造宗图的人。这个人一定是族中的某个长老或者管事，跟二房关系密切，但未必铁板一块。只要找到他，就有机会撬开他的嘴。
    第三，找到二房和马主事之间的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很可能不是二房的人，而是王家商号的人——因为二房典卖田产的钱是通过王家商号走的，贿赂马主事的钱很可能也是从王家商号的账上出的。如果她能拿到王家商号的账本——
    王家商号的账本。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她脑海中的迷雾。
    王家商号是王氏娘家的产业，账本自然是王家的核心机密，不可能轻易拿到。但——钱账房。那个刚刚拿了她的五十贯钱、准备离开长安的账房先生。他在王家商号做过多年账房，对商号的账目了如指掌。他手里有没有留底？或者——他记不记得，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王家商号有没有一笔“特殊支出”流向了某个兵部官员？
    她猛地站起来。
    “春妈妈！”
    春妈妈从外间快步走进来。“小姐？”
    “钱账房——他走了没有？”
    “还没有。他说要先把家里的事安顿好，预计月底才走。”
    月底。还有时间。
    “明天一早，你去找他。问他一件事——去年八月到今年三月之间，王家商号的账上，有没有一笔数额在五十贯到一百贯之间的、没有明确名目的支出？如果有，这笔支出是经谁的手批的？流向哪里？”
    春妈妈虽然不完全明白小姐为什么要问这些，但她已经学会了不问缘由地执行命令。
    “是，小姐。”
    三月二十六日清晨，春妈妈出府去找钱账房。长孙画浅留在院中，继续研读《贞观律》。
    她在查一条具体的律法——《诈伪律》中关于“伪造文书”的条款。
    找到了。
    “诸伪造官文书者，徒二年。若因而有所增减、欺妄、规避者，各从重论。”
    伪造官文书，判两年劳役。如果因为伪造文书而造成了更大的危害（比如侵吞他人财产、骗取官位），则按更重的罪名论处。
    宗图是官文书吗？在唐代的制度中，宗图（家族谱系证明）是报官备案的正式文书，一旦被用于官方事务（如恩荫、承袭），就具有法律效力。伪造宗图并用于兵部恩荫申请，完全符合“伪造官文书”的定性。
    如果她能证明宗图是伪造的，长孙定就不仅仅是“侵占家产”的问题了——他涉嫌伪造官文书，这是刑事罪，不是家务事。
    而一旦上升到刑事罪，这件事就不再是她和长孙定之间的家族纠纷，而是——国法。
    这就是她需要的“虎皮”。不是薛万述，不是孔颖达，而是国法本身。
    但她需要证据。铁证。
    午后，春妈妈回来了。她的脸色不太好。
    “小姐，钱账房说——”
    “说什么？”
    “他说他知道小姐问的是什么。去年十月，王家商号的大掌柜王福，从账上支了一笔八十贯的钱，名目写的是”购生丝”。但钱账房说，那年秋天王家商号根本没有购进任何生丝——他在商号做了八年账，每一笔生丝采购他都经手，唯独这一笔，他没有任何印象。他问过王福，王福说”不关你的事，照录就是”。”
    八十贯。
    这个数字跟长孙画浅的预期完全吻合。一个兵部主事的月俸大约是四到五贯，八十贯相当于他一年半的俸禄。这是一笔足够让一个“没什么本事但胜在听话”的小吏铤而走险的钱。
    “钱账房有没有说，这笔钱是王福亲自支的，还是王福经手、上面有人批了？”
    “是王福亲自支的。但钱账房说，王福支钱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二姑爷那边的事，咱们得帮衬着。这笔钱走了，以后商号在长安城的生意就好做了。””
    二姑爷——长孙定。
    这句话虽然不是直接证据，但它是一条极其重要的间接证据。它把“王家商号的八十贯钱”和“长孙定的事”联系在了一起。而“长孙定的事”是什么？在去年十月的语境下，长孙定能有什么事需要花八十贯？——只能是兵部的恩荫批文。
    “钱账房愿意作证吗？”
    春妈妈摇了摇头。“他说他不敢。他拿了小姐的五十贯，已经把典卖田产的信息告诉了小姐。再深的事，他不敢碰了。他说——”王家人心狠手辣，我若作证，命都保不住。””
    长孙画浅沉默了一会儿。
    钱账房的反应在情理之中。他是一个普通的账房先生，不是战士，不是英雄。他愿意在能力范围内帮忙，但不愿意拿命去赌。这没有错。她不能因为自己豁得出去，就要求所有人都豁得出去。
    但她需要证据。
    “春妈妈，钱账房有没有说，那笔八十贯的账，在账本上是怎么写的？具体的日期、经手人、名目、金额——他能不能写下来给我？不需要他作证，只需要他写一份”回忆录”，把他在王家商号做账期间记得的所有异常账目都列出来。这不是证词，只是”回忆”。就算被人发现了，他也可以说”我记错了”。”
    春妈妈想了想。“我再去问问他。”
    “不急。让他先冷静几天。你月底再去找他——在他离开长安之前，把这份”回忆录”拿到手。”
    春妈妈点头。
    三月二十七日，一个意外的人来了。
    上午，长孙画浅正在院中慢走，阿沅匆匆跑来报信：“小姐，二房那边来人了——不是刘妈妈，是二老爷身边的张管事。说是二老爷请小姐去正堂说话。”
    长孙画浅停下脚步。“张管事有没有说什么事？”
    “没有。但春妈妈说，张管事的脸色不太好，像是出了什么事。”
    长孙画浅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薛万述在兵部的“亮相”已经过去九天了。九天的时间，足够让马主事把消息传给长孙定，足够让长孙定从最初的镇定变成焦虑，足够让焦虑驱使着他——做出反应。
    “告诉张管事，我换件衣服就去。”
    她回到房中，没有换衣服——她身上穿的已经是那件月白色的襦裙了。她只是坐在铜镜前，看了看自己的脸色。苍白的，瘦削的，病恹恹的。很好。
    她拿起桌上的铜灯，在手指上轻轻烫了一下。
    “嘶——”疼痛让她倒吸了一口凉气，指尖立刻红了一片。她把这根手指放在唇边，然后站起身，走向二房的正堂。
    她需要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更虚弱一些。铜灯烫出的那点疼痛，正好可以让她的脸色更加苍白，让她的步伐更加不稳——不是装的，是真的疼。
    正堂里，长孙定坐在主位上。
    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现在长孙画浅的视野中。四十出头，面容方正，蓄着短须，穿着一身石青色的圆领袍服，腰系革带，头上戴着幞头。乍一看，像一个敦厚持重的族中长辈。但长孙画浅注意到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在看人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微微眯起，像一个人在暗处观察猎物。
    长孙定的身边站着张管事——一个四十来岁的精瘦男子，面容刻板，嘴唇很薄，一看就是个精于算计的人。
    “画浅给二叔请安。”长孙画浅行了一礼，动作比平时更慢，起身的时候身体微微晃了一下，像是在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
    长孙定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片刻。跟王氏和刘妈妈一样，他在评估——评估她的气色、她的精神状态、她的“威胁等级”。
    “坐吧。”长孙定的语气平淡，听不出任何情绪。
    长孙画浅在客位上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上，姿态恭顺。
    “二叔叫画浅来，有什么事？”
    长孙定端起茶盏，慢悠悠地喝了一口，然后放下茶盏，看着长孙画浅。
    “我听说，你前几日去了国子监？”
    来了。
    长孙画浅的心跳微微加速了一下，但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她早就预料到，她去国子监的事不可能瞒过二房——国子监那种地方，人来人往，她一个孤女出现在那里，不可能不引起注意。而她“恰好”在孔颖达讲学的那一天出现在国子监，这个时间点的“巧合”，更不可能不被二房的人注意到。
    她选择的风险，她就要面对。
    “是。”她回答，声音不高不低。
    “去做什么？”
    “去听孔大人讲学。”长孙画浅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长孙定，“父亲生前常以孔大人的《五经正义》教画浅读书。画浅听说孔大人在国子监讲学，想去听一听，也算是……追思父亲。”
    这个理由无懈可击。一个女儿去听父亲生前敬重的学者讲学，以此追思亡父——在孝道文化中，这是值得赞扬的行为，而不是值得指责的。
    长孙定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回答——在他的预期中，长孙画浅要么会撒谎，要么会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她没有。她说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甚至带着情感温度的理由，让他无法继续追问。
    “国子监那种地方，不是你一个女孩子该去的。”长孙定换了一个角度，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抛头露面，成何体统？”
    长孙画浅低下头。“二叔教训得是。画浅一时思父心切，没有考虑周全。下次不敢了。”
    认错认得太快了，快到让长孙定后面准备好的训斥都噎在了喉咙里。
    他原本准备了一整套的说辞——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抛头露面有辱门风”，再到“你这样将来怎么嫁人”。但长孙画浅一句“下次不敢了”，把这些话全堵了回去。
    长孙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换了一个话题。
    “你前些日子跟你二婶说，要找一个崔家的表兄来管庄子？”
    “是。”
    “那个表兄叫什么？在哪里？以前管过什么庄子？”
    长孙画浅在心里冷笑了一下。长孙定这是在查户口——他想知道“崔家表兄”到底是谁，以便提前防备。
    “表兄姓崔，名唤崔衡，是母亲娘家远房的侄子。以前在老家帮人管过几年庄子，有些经验。具体的——画浅也不太清楚，是母亲提起的。”
    她把球踢给了崔氏。崔氏是长孙定的嫂嫂，他不可能直接去质问崔氏“你那个表侄到底是谁”——就算他去了，崔氏也可以说“记不清了”或者“容我想想”，拖他几天。
    长孙定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发现，这个侄女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看似回答了问题，实则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透露。
    “庄子的事，不用你操心。”长孙定摆出长辈的架子，“你二婶说得对，你年纪小，不懂经营的事。庄子还是由二房帮你管着，等将来你出了嫁，庄子的收益自然给你做嫁妆。”
    “多谢二叔。”长孙画浅没有争辩，顺从地低了头。
    又是“多谢”。又是顺从。又是让长孙定一拳打在棉花上。
    长孙定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似乎想从她的表情中读出什么。但长孙画浅的脸上只有恭顺和感激——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行了，你回去吧。”长孙定终于摆了摆手，“好好养身体，别的事不要多想。”
    “是。画浅告退。”
    她站起身，行了礼，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二叔，还有一件事——上次画浅跟二婶提起的那个救我的丫鬟，二叔帮我打听到了吗？”
    长孙定的表情僵了一瞬。
    “那个丫鬟的事，你不用管了。”他的语气变得生硬，“我已经处置好了。一个粗使丫鬟罢了，不值得你费心。”
    “可是——”长孙画浅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犹豫，“画浅只是想当面谢她。救命之恩，不能不报。”
    “我说了不用管就不用管！”长孙定的声音陡然提高，脸上闪过一丝不耐——以及一丝几乎不可察觉的心虚。
    长孙画浅的身体微微缩了一下，像是被吓到了。她低下头，声音变得更小了。
    “是……画浅知道了。”
    她转身离开。走出正堂的那一刻，她脸上所有的恭顺、恐惧和委屈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平静。
    长孙定的反应证实了她的判断——那个丫鬟的存在，对二房来说是一个隐患。他们急于把她打发走，急于让所有人都忘记这件事。而“急于掩盖”本身就是一种承认。
    她回到大房的院子，春妈妈迎上来。
    “小姐，二老爷说什么了？”
    “他在试探我。”长孙画浅走进房间，坐在书桌前，“他在确认两件事——第一，我去国子监是不是去找孔颖达告状；第二，我是不是真的要动庄子的主意。我给了他否定的答案——至少看起来是否定的。”
    “那他信了吗？”
    “他不信。”长孙画浅淡淡道，“但”不信”和”确定”之间，有很长的距离。他现在是”不信”，但他无法”确定”。这种状态会让他更加焦虑。而焦虑的人，会犯错。”
    她铺开草纸，在时间轴上又添了一笔：
    三月二十七日——长孙定召见，试探。反应：否认了庄子和国子监的事，但暴露了对丫鬟事件的敏感。结论：丫鬟是关键证人，必须找到。
    她在“丫鬟”两个字下面画了一条粗线，然后在旁边写了一个字：急。
    距离兵部批文下发，只剩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