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依旧是松弛的。
    一顿简单的早饭——或许是那碗蛋炒饭，或许是粥和咸菜——结束后，我竟生出几分难得的、近乎慵懒的倦怠。
    碗筷堆在水槽里，也没刷完；用过的盘子摞在一边，也没洗；更别说去翻找、处理中午的食材了。仿佛早餐用尽了一天里最初的那点秩序感。
    我就这么水灵灵地回了房间，带着一身厨房的微潮和未消散的食物气息，把自己抛回那个私人角落。
    目光落在椅背上搭着的那件连体工作服上。
    它几乎成了我身体在甲板上的另一层皮肤，沾满了洗不掉的油漆斑点、锈迹、油污，还有海水反复浸润又晒干后留下的、地图般的白渍。
    如今，它更是破旧不堪，尤其是裆部，因为频繁的蹲起、攀爬、摩擦，依旧撕裂了好几次了。粗糙的帆布料子上，之前缝补的深色线迹像蜈蚣脚一样蜿蜒，但新的裂口又在一旁绽开，露出里面磨损的纤维。
    但我还需要他。
    在这个一切以实用和耐用为上的环境里，一件趁手、熟悉、尽管破旧却贴合身体的工作服，比一件崭新却需要磨合的更重要。它承载着过往劳作的所有记忆与痕迹，也预示着未来仍需面对的磨损。就不得不继续对它缝缝补补，直到实在无法承载下一次撕裂为止。
    我从抽屉里翻出那个小小的针线包——估计每个船员大概都会备一个，里面是粗针、坚韧的棉线、顶针（虽然我很少用），还有几颗备用的扣子。
    线是黑色的，当时买的时候，没有跟我的工作服差不多的颜色，用的最多的，也就是黑与白了，但不细看的话，还是看不出来。
    我捻出一根线头，凑到嘴边用唾液抿湿，试图穿过针眼。船身在微微摇晃，一种缓慢而持续的左右摆动，像巨大的摇篮。
    第一次，线头擦着针眼过去了；第二次，又偏了。我屏住呼吸，在船身摆向某一侧相对平稳的瞬间，迅速将线头递过去——穿过去了。
    接着是打结。
    笨拙地绕圈，拉紧，一个不甚美观但应该结实的线结诞生在线的末端。我把工作服摊在腿上，找到最新的那道裂口，将两层布料对齐。开始缝补。
    针尖刺入厚实的帆布，需要用力。
    一点点地，我沿着裂口边缘进针、拉线，再进针、拉线。针脚歪歪扭扭，忽大忽小，谈不上任何技巧，只求能把破开的口子重新连在一起。
    帆布很硬，针不时会涩住，需要转动角度才能拔出。船还在摇，我的身体也随之轻微晃动，手里的针线便不那么听使唤。
    粗心大意的我，缝着缝着，时不时的缝错了地方。有时是没对齐里外两层，缝完发现布料拧着；有时是针脚跳得太远，留下一段没缝到的空隙；更常见的是，线拉得太紧，把周围的布料揪起难看的皱褶。
    每当发现错误，就得懊恼地拆掉几针，粗硬的线被反复拉扯，在布料上留下更明显的痕迹。我嘴里低声咒骂着自己的笨拙，但手还得继续。
    然后，意料之中又猝不及防地，受到船摇的影响，捏着针的手指一个不稳，针尖没有扎向布料，而是不小心扎到了自己的手——通常是捏着布料边缘的左手拇指或食指。
    “嘶——”一阵尖锐的刺痛传来，我猛地缩手。一个细小的血珠立刻从指尖冒出来，在粗糙的皮肤上显得格外鲜红。
    倒吸一口凉气，把手指放进嘴里**，淡淡的铁锈味在口中化开。船还在不紧不慢地摇，仿佛在嘲笑我的笨拙。
    吐掉带血丝的唾沫，用纸巾随便擦擦，检查一下伤口，还好，只是刺破表皮。我重新捏起针线，更加小心，但也更不耐烦。
    阳光从圆形的舷窗斜射进来，在舱室地板上投下一个晃动的光斑。我就坐在这光斑的边缘，与一件破旧的工作服、一根针、一团线，以及这永不停止的摇晃搏斗着。
    缝补的进程缓慢而艰难，每一针都带着力与对抗——对抗布料的坚硬，对抗自己的笨拙，也对抗这艘船无休止的、温柔的动荡。
    终于，最后一道裂口被歪歪扭扭的蓝色线迹勉强缝合。我打上另一个笨拙的结，用牙齿咬断线头。拎起工作服抖开，裆部那里现在布满了我粗陋的“手术”痕迹，像一块深色的补丁，凹凸不平，绝对说不上美观，但至少，暂时，它又连成了一体，可以再次承受蹲下、弯腰和攀爬。
    我把工作服挂回原处，看着自己的“作品”，叹了口气。
    手指上的刺伤还在隐隐作痛。这就是我的航海生活：宏大航程与壮阔海景的背后，是这些琐碎、笨拙、有时甚至会让自己流点血的、具体的维持与修补。
    行了，也该出去干活了。
    心里那点缝补后的松懈被这个念头驱散。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因久坐而有些发僵的肩膀，手指上那个针扎的小点还在隐隐作痛。
    走到墙边，取下那件刚缝补好的连体工作服。裆部深蓝色的粗线痕迹在灰旧的面料上格外显眼，像一道笨拙的勋章。
    我把它套在身上，粗糙的布料摩擦皮肤，带着熟悉的、混合了汗水、海盐和铁锈的气味。拉链拉上，又成了那个甲板上忙碌的影子。
    走到房门口，在门口等着水头的到来。海风从通道尽头灌进来，带着上午的清爽。没多久，水头趿拉着那双沾满各色油漆的劳保鞋，晃悠着出现了，手里提着他的宝贝工具箱。
    “走。”他言简意赅。
    我俩照常一前一后，顺着楼梯下去。铁质楼梯在脚下发出空洞的回响。阳光透过侧面的舷窗，在阶梯上切割出明亮的光斑。
    到了主甲板，水头停下脚步，从工具箱里翻出黄油枪和几块干净棉纱，用下巴指了指船尾方向：“我去给船尾的缆机保养一下，加点油，再拍几张照片留底。你，”他看向我，“去量水，量完了就回去吧，歇着也行，找大厨扯淡也行。他一个人弄就行。”他这话说得随意，但意思明确：他那边是细致活，但一个人够了；我量完水，上午的“硬指标”就算完成，可以自由支配时间。
    我应了一声：“好嘞，水头。”心里清楚，这是老搭档之间的默契，也算是对我早上缝补衣服、没偷懒的一种“奖励”——给点弹性时间。
    转身走向物料间，去取我的“老伙计”——那把被改良的量水尺。它早就不是工厂出来的标准钢卷尺了，而是我们自制的工具：一根二十五米长的结实尼龙绳，一头系着沉重的铅锤。绳子上，每50cm做一个记号，是用黑色绝缘胶带紧紧地缠绕几圈，形成明显凸起。而每1米的位置，则用更醒目的红色绝缘胶带缠绕。
    黑色与红色交替，在米黄色的尼龙绳上格外清晰，即使在昏暗的舱底也能轻易辨认。绳子另一头，系着一个旧的、但很结实的塑料绕线盘。
    握着这盘改造过的量水尺，我心里有底。
    至于有多深，那也就我知道了。
    这不是自夸，而是日复一日重复劳动刻进肌肉的记忆。哪个舱，是船头的首尖舱，还是船中左舷的压载舱，或是船尾的污水井；装的是压载水还是淡水，平时波动大概在什么范围；还有污水井里面有没有污水，最近一次排放是什么时候——这些数据就像船体的结构图一样印在脑子里。
    我来到第一个测量点，打开沉重的测量孔盖。
    一股阴冷的、带着铁锈和淡淡水腥味的空气涌出。放下铅锤，尼龙绳通过手指一点点释放，感受着铅锤下坠的力道。眼睛紧盯着绳子上的色标。
    大部分的时候，特别是对于那些巨大的压载舱，因为水深变化缓慢且有规律，我就只是把水尺放下去，不放到底。
    根据经验，估摸着大概到了平时水位的深度附近，在就近的位置停下。比如，我知道这个舱现在水量应该在一半左右，绳子放到十二三米的红色标记处，铅锤触水的感觉传来，绳子的湿润痕迹也正好在预期的高度附近。
    好，就这里。我单手稳住绳子，另一只手掏出手机，拍张照片，清晰地拍下绳子上水位线对应的色标（比如第13个红色标记下方约20厘米处被浸湿）。然后，就收回来。又快，又省力，数据也足够准确——对于日常记录来说。
    只有淡水舱或者需要精确计算装卸货时的吃水，我才会老老实实放到底，听那声清脆的“啪”触底声，再拉上来仔细读数。
    就这样，我像一个熟悉的幽灵，穿梭在船头船尾的各层甲板，重复着“掀盖、放绳、触水（或不到底）、拍照、收绳、盖盖”的动作。阳光在甲板上移动，海风时强时弱。水头在船尾缆机那边传来的敲打声和隐约的交谈声（可能在对讲机里），成了我独自量水时的背景音。
    当最后一个测量孔盖“哐当”一声盖严实，我绕好尼龙绳，看了看手机里新增的几张照片。数据都在里面了，回去录入电脑就行。
    上午的“法定”任务完成。我拍了拍身上可能沾到的灰尘，望了一眼船尾方向——水头还在那边埋头忙活。我转身，朝着生活区走去，脚步比来时轻快了些。水头说了，量完水就可以回去。这偷得的半日清闲，像口袋里一颗悄悄藏起的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