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元八年（720）前后，年仅19岁的王维来到长安，长安城立刻掀起了一股“王维旋风”。京城王公贵族纷纷宴请，虚席以待；文人骚客争相吟诵他的诗篇；歌女伶人们陶醉在他带来的乐章和词曲之中。王维的“粉丝”中包括皇室至亲宁王、薛王和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
    当年，长安城的“京漂族”们一边吟诵着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一边不无嫉妒地打听：王维到底是何许人也？
    王维出身于赫赫有名的太原王氏家族，母家是同样赫赫有名的博陵崔氏家族。这两个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顶尖的名门望族，到王维出生的时候虽然光彩黯淡了不少，仍然算得上是高门大户。王维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年纪轻轻就能写一手好诗，还工于书画音乐，全面发展。年轻的王维非常懂得自我营销，曾经还去终南山当了一回隐士。虽然王维醉心山水，但年纪轻轻、正要一展宏图的他上终南山，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借“隐居”来提升知名度，曲线攻克长安的舆论阵地。“终南捷径”说的就是王维这样的行为。
    王维的突出才华和自我营销很耀眼，很快就让他在众多“京漂族”中脱颖而出。开元九年（721），王维很顺利地成为状元（很多人认为他的王爷和公主粉丝们在这件事情上为偶像出力不小）。唐玄宗时期的进士每科录取二三十人而已，唐朝有“五十少进士”之称，50岁的新科进士都算是年轻的、有前途的，王维这个20岁的状元自然是前途无限光明了。
    此时的王维血气方刚，自信满满，相信美好的未来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他对社会有自己的认识，对政治有独到的规划，更有革故鼎新、指点江山的宏大志向——凡此种种，都和初出茅庐的新人一样。在这一时期王维的作品中，《少年行》突出了一个满怀壮志、意气飞扬的得意少年的形象。比如“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少年游侠在街头遇到意气相投的朋友，就拉着对方尽情痛饮，抒发抱负，多么典型的场景。又比如“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每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都会发出王维的感慨：纵使抛尸疆场，侠骨也会流芳百世！
    当然了，王维能否沿着自己想象的鲜花轨道走下去，必须接受现实的考验。
    应该说，朝廷给王维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平台，让他担任大乐丞。大乐丞负责为皇帝和宫廷管理伶人，准备丝竹歌舞，虽然只是八品官，但接近皇帝和宫廷，时常出现在聚光灯下，可以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提供再好不过的表现机会了。
    但刚走入社会的王维把这个机遇给浪费了。他是春天当的官，秋天就因为“伶人舞黄狮子”被撤职了。黄狮子只能舞给皇帝看，是皇帝御用的，有几个伶人在平时从库房里拿出黄狮子来舞着玩。王维显然负有“领导责任”，被认为“不适合”继续担任音乐歌舞界的领导职务，被调到济州（治所在今山东聊城东南地区）当司仓参军。所谓司仓参军，其实没有军事可以参谋，主要工作就是和几个老兵守着仓库，看好物资。
    20岁的参军并不算丢脸，人家杜甫飘荡十几年都没混上这个职位呢，可对王维来说，他一下子从光辉的顶点跌落到了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是朝中有人嫉贤妒能，枪打出头鸟？还是上级领导希望王维到地方上去，到实际事务中去捶打锻炼一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王维在济州当了好多年地方官（八年、十年的说法都有）。等王维再次回到长安的时候，已经是30岁左右的成熟男子了。济州的岁月将王维从一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子塑造成了日后稳重少言的副宰相。
    地方上的实际工作繁琐枯燥，往往让人看不到前途，也不符合王维诗文书画俱佳的实际情况。王维参加过地方的抗洪救灾工作。唐朝时候山东一带水患频繁，地方官常常需要亲自上前扛沙包。王维还参加过迎接唐玄宗出巡的准备工作。当他迎送朝廷大队人马过境，看着昔日的旧友熟人颐指气使、志得意满，不知道王维做何感想？王维深受打击，而且很重，时间不短。打击的结果是王维开始反思，反思过去的理想观念和冰冷现实的巨大差距。社会现实永远比理想观念要复杂，布满了弯弯绕绕，多数事情不是20岁出头的王维能够明白的。王维枯燥茫然，一度想到了挂冠而去。他之所以坚持下来，理由在《偶然作》（其三）中陈述是：“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作为兄长，王维要负担养家的责任，所以继续拿着朝廷的俸禄不能辞职。在这里，王维又是现实的。或者说，济州的多年历练让王维变得现实了。
    年轻人接受现实并不容易，特别是有独立理想和宏大抱负的年轻人，要批判原先不切实际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妥协，尤其不容易。王维在着陆理想的过程中，肯定经过了挣扎。这就可以解释让史学界和文学界争论不休的王维隐居问题。专家就王维在任地方官的几年时间里隐居的时间、地点、次数等问题，都达不成一致意见。但有一点，王维隐居的事实是清楚的。这一段日子里的隐居可不是当年18岁少年走终南捷径的“登龙术”，而是真的看破了一些事情或者为了看破一些事情，跑到山里安静地反思修炼。
    王维的一生，把不定期的隐居看做了跳出现实之外，放松身心，任由思想驰骋的一种休憩方式。
    若干年后，有了人生沉淀的王维返回了长安。
    他依然才华横溢，依然门庭若市，依然诗文唱酬，但是不再九月九高调登山，不再歌唱相思的红豆。经过岁月的磨砺，王维知道了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知道了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知道了照顾到别人的思想感受。王家原来就信佛（王维的母亲崔夫人是虔诚的信徒），王维内心中的崇佛修为之情开始萌发，生长开来。他越来越偏重内心的平静，不喜欢聚光灯，淡去应酬。开元十八年的冬天，好友孟浩然因科场失意，在长安居住无味，决定由京师还故里。临别之际，孟浩然写了《留别王维》一诗来告别。王维以《送孟六归襄阳》相答。在诗中，王维开门见山自述“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说自己闭门离群、避免应酬，突然知道好友要离京，感到诧异。接着王维劝孟浩然“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洒，笑读古人书”，过劈柴种菜喝酒读书的惬意生活。这样的生活不风光，却是王维羡慕的，“好是一生事”。对于纷繁复杂充满诱惑的社会，王维认为“无劳献子虚”。王维在诗中透露出一股淡淡的出世隐逸味道。
    王维的消极情绪不仅和之前的打击及朋友的离去有关，更因为在返回长安不久他的结发妻子病逝了。
    王维的妻子在历史上没有留名，甚至连她姓什么都有争议。但有两点史实是肯定的：第一，王维的一生只娶过这么一位妻子；第二，这位发妻陪着王维经历了少年得志的轻狂时期，也熬过了地方为官的清贫岁月。王维和妻子的感情非常好。夫妻俩一直没有生育子嗣。如今，爱人病逝了，王维悲痛欲绝。之后，王维孤身一人生活了三十年，没有再娶。
    自古人们总误会“才子”肯定和“风流”结合在一起。对爱情忠贞不二的王维就多次被人编排和太平公主、玉真公主等人发生过“感情”。王维和太平公主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太平公主自杀的时候王维还是一个小屁孩，两人如何产生感情纠葛？玉真公主和王维的确见过几面，但没有人能够拿出两人眉来眼去、花前月下的证据来。
    心境渐渐恬淡的王维在开元二十一年前后重新振作了一阵子，内心开始恢复了些许积极。希望有所作为的那个王维似乎回归了。
    这一年开始，张九龄执政。王维被擢升为右拾遗，负责纠察谏言。写于这一时期的《献始兴公》很能表现王维一度跃跃欲试的状态。在诗中，王维明确鄙视一生碌碌无为的生活状态：“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而张九龄大公无私的改革者形象让王维很认同：“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王维所处的唐玄宗李隆基年代，虽然天下歌舞升平，但暗地里隐藏着各种矛盾问题。为了天下苍生考虑，王维支持张九龄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的政治主张。
    王维刚刚重新燃烧起来的一点点雄心壮志，很快遭到了现实的再次打击。张九龄执政时期，唐朝政治还是日趋黑暗，各种隐藏着的矛盾集聚纠结。王朝走向从鼎盛向衰败的转折点。不是张九龄的能力和品德问题，而是无私奉献、开拓进取、有所作为的人太少了。对王维来说，同路人太少，陌路人乃至背向而驰的人太多了。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第二年被贬为荆州长史。接替他的是口蜜腹剑的著名奸臣李林甫，接替李林甫的是靠裙带关系上台、庸碌无能的杨国忠，在他们及其同党的把持下，唐朝朝政日非。而唐玄宗李隆基在勤政若干年后，转而醉心后宫，不思作为了。
    王维好不容易想振作起来做一番事情，没想到很快就被现实打压得一干二净。张九龄被贬，王维没有被列为同党而遭到贬黜，但他同情张九龄，之后还保持书信往来的王维也并未退出官场。他重新恢复了低调做官、不问政事的风格。从开元年间后期和天宝年间，王维的官职稳步提升，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给事中，其间还曾奉旨出巡河西、赴黔中岭南任选补使。
    王维的心情是沮丧厌烦的，可对于官场，王维又割舍不下，不能决然离去。说他贪恋高官厚禄也好，说他心中埋藏壮志以图他日作为也好，王维随波沉浮、身不由己。许多王维的读者为他感到遗憾，因为王维在这一时期写了许多敷衍往来、奉承拍马的劣质文章。比如王维公开写诗赞美过李林甫，写过《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等文章称颂过唐玄宗迷信道教，写过《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等诗文为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喝彩。这些文章让王维的文集黯淡了不少光彩。可古代有哪个文人所有作品都是出自真心，没有丝毫的现实压力影响呢？
    这一时期能表现王维真心的是他开始高频率的“半官半隐”生活。
    崇佛修行的王维在现实打击下思想日趋消极，转而从佛教和归隐中追求心灵的慰藉。他重新选择了终南山，得到了前朝名士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别墅，抽出大量时间在乡间别墅中生活。别墅的前主人宋之问和王维一样，是他的时代最负盛名的文人，勤奋而有天赋，在武则天时代是达官显贵们的座上客，风光无限。可惜宋之问在权势享受面前迷失了内心，一味专营奉承，甘愿为佞臣做枪手，自己求做武则天男宠不成竟然不惜为武则天的男宠“奉溺器”。武则天死后，宋之问以“狯险盈恶”流徙钦州，唐玄宗执政后，宋之问被“赐死”。王维和宋之问最大的不同就是残酷的现实没有让他妥协，他放弃了与现实的斗争，选择了归隐，洁身自好。在蓝田别墅，王维悠游其中，以念佛书画、赋诗相酬为乐。蓝田别墅，和富春钓台、成都草堂一样，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景点。
    天宝十五年（756），王维遭遇了最大的人生打击。
    当年，叛乱的安禄山大军攻陷长安，唐玄宗仓皇逃向四川。逃避现实的王维没有来得及逃避开叛军的搜捕，成了安禄山叛军的俘虏。鉴于王维是名震一时的文豪又是朝廷命官，僭越称帝的安禄山逼迫王维出任“伪职”。王维不惜服药弄垮身体，以身患疾病为由推脱，结果还是被押送洛阳，被任命为安禄山伪政权的官员。对于这段“从乱事贼”的历史，王维一直遭受批评。他的忠实读者们也将之视为王维人生最大的污点，比在官场随波逐流更令人扼腕叹息。王维对自己没能自杀殉国，懦弱地出任伪职也视为奇耻大辱。他在《责躬荐弟表》中承认：“顷又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臣即陷在贼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
    在安史之乱期间，王维都做了些什么？根据王维的《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王维被安禄山叛军拘囚于洛阳时，同韦斌患难相济。韦斌也是被乱军俘虏的朝廷命官，曾担任过临汝太守，死在了洛阳。临死前，韦斌和王维诀别。他指着心脏，附耳告诉王维：“积愤攻中，流痛成疾。恨不见戮专车之骨，枭枕鼓之头，焚骸四衢，然脐三日！见子而死，知予此心！”韦斌的意思是说，自己的病完全是因为痛心叛贼得道引起的。现在要死了，韦斌恨不能见到安禄山、史思明等人被枭首示众、尸体在大街上焚烧、肚脐眼上被点上蜡烛燃烧三天三夜的情景。韦斌知道王维忠君爱国之心不死，所以死前把真心话告诉了王维。
    韦斌对安史之乱痛心疾首，王维何尝不是？这场叛乱终结了大唐盛世，之后唐王朝迅速走向覆灭。任何爱国臣工都会对此痛心疾首。王维的心痛则更深一层。作为曾经有思想有抱负的有为青年，安史之乱的发生是对王维心中善恶美丑标准的颠覆。叛乱的发生是唐朝矛盾积累的恶果，文恬武嬉内外勾结，安禄山等人的曲意奉承、投机取巧频频受到肯定，最后邪恶战胜了正义、丑恶遮盖了美丽，叛乱爆发了。如果说王维在隐居蓝田别墅期间，心中尚有丝毫励精图治的抱负，如今也被大叛乱扫荡得一干二净了。天翻地覆的现实模糊了王维的判断，这才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打击。
    长安失陷不久，安禄山等叛军首领在长安西内苑重元门北凝碧池举行盛宴，叫来被俘虏的宫廷乐队助兴。乐师雷海青不肯为叛军首领奏乐，愤怒地将乐器摔得粉碎，结果在试马殿被肢解示众。被软禁在菩提寺的王维从前来探望的好友裴迪口中知道此事，满怀悲愤写了《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王维明确表达了叛乱给天下造成的恶果，期待再次恢复和平。对雷海清，王维充满敬佩，但他做不出来那样的英雄壮举。《凝碧池》一诗迅速传播开来，沦陷区的百姓口耳相传，还传到了唐朝残存的地区。
    两京收复后，受伪职者分等定罪。王维面临着唐王朝的惩罚。王维的弟弟王缙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官位已高，主动请求削官为哥哥赎罪。把父亲李隆基赶下台的唐肃宗对王维的大名早有耳闻，对《凝碧池》一诗大为赞赏，认为“百官何日再朝天”一句表明王维心系唐室，因此仅将王维降职为太子中允，以示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