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71章 皇帝的文韜武略(2)唐太宗   加入書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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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可汗李世民(598~649),天朝最偉大的皇帝。唐朝第二位君王,漢族。
    祖籍隴西成紀人(今甘肅靜寧成紀鄉人),偉大的軍事家,卓越的政治家,著名的理論家、書法家和詩人。堪稱“千古一帝”。太宗皇帝在唐朝建立中出生入死,運籌帷幄,在李衛公答對中對其軍事思想給予了詳細介紹。即位後,統一中國,抗擊外來侵略,同時執行夷漢一家的政策,是曆史上民族關係最為良好的時期,在促進民族團結和融合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在位二十三年,在位期間國泰民安,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繁榮,軍事力量強大,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後人稱他在貞觀年間的統治為“貞觀之治”。太宗的飛草非常著名,開創了行書寫碑。太宗詩歌在詩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太宗編寫了著名的秦王破陣樂。在《帝範》《唐會要》等書籍中,對太宗的政治理論有相當多的描述。
    【李世民早年】唐太宗於隋朝開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於貴族之家,是唐高祖李淵與竇皇後的次子。公元614年娶妻長孫氏,後稱長孫皇後。
    隋大業十一年(615),隋煬帝被突厥十萬騎圍困於雁門(今山西代縣),李世民應募從屯衛將軍雲定興前往救援,提出虛張軍容,晝引旌旗數十裏,夜以鉦鼓相應的疑兵計。時值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今忻縣北),迫使突厥始畢可汗解圍而去。十三年六月,與其兄李建成率兵攻西河(今汾陽),首戰獲勝,促使李淵決意西向關中。任右領軍大都督,統右三軍,於七月隨李淵自太原(今太原西南)南下。途中李淵一度動搖,欲還師更圖後舉。世民堅決主張繼續進軍,提出先入鹹陽,號令天下的方略。八月,進攻霍邑(今霍州),先率輕騎至城下,誘隋守將宋老生出戰,繼而率騎猛衝其側背,配合李淵、建成正麵攻擊,斬宋老生,克其城。九月,軍至河東(今永濟西南),力主急速進軍長安(今西安),遂奉命率前軍西渡黃河,順利占領渭河以北地區,各大族豪強紛至軍門投效,數支農民起義軍亦來歸附,兵力迅速發展至13萬人。十一月,會諸軍攻克長安。李淵立代王楊侑為帝。世民被封為秦國公。
    唐朝建立以後,李世民以功被拜為尚書令、右武候大將軍,進封秦王。
    唐朝建立以後,為統一全國,先後進行了六次大的戰役。這六個戰役李世民就指揮了四個,全部取得了勝利,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戰功。
    第一次是對隴右薛舉父子集團的戰役,唐武德元年,薛舉率軍進攻關中,雙方在現陝西長武縣發生激戰,在這裏,李世民打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敗仗,退回長安。但不久,他便在淺水原之戰徹底打敗薛軍,消滅了隴東集團。
    第二次,劉武周依附突厥,南下進攻唐朝,攻占了晉陽,李世民不畏艱險,終於擊潰了敵人主力,並乘勝追擊,兩天不吃飯,三天不解甲,徹底消滅了敵軍,收複了丟失的土地。
    第三次是對王世充和竇建德的戰役。這次戰役規模為唐統一戰爭中最大的。在這次戰役中,李世民先將王世充擊敗,圍困在洛陽,令其無糧草供應,待其自斃。就在洛陽將下未下之時,河北的竇建德軍十餘萬眾號稱三十萬為救援王世充,突然出現在唐軍背後,李世民力排眾議,在虎牢之戰中大敗竇建德軍,生擒竇建德。洛陽的王世充也隻得投降,這次李世民一舉兩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第四次是平定劉黑闥的戰役,劉黑闥是竇建德的部下,他打著為竇建德複仇的旗號,在河北起兵反唐。李世民指揮了平定其第一次起兵的戰役,僅僅兩個月就取得了勝利。(其他兩個戰役是由李孝恭指揮的平定杜伏威的江淮軍和平定以江陵為根據地的蕭銑的梁政權)。
    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戰後進入長安時,受到部分軍民以皇帝的禮儀招待。武德四年冬十月,封為天策上將、領司徒、?東道大行台尚書令,食邑增至二萬戶。高祖又下詔特許天策府自置官屬,儼然形成一個小政府機構。
    李世民在戰鬥中注重戰前偵察,雖屢次遇險,但每次戰鬥都能作到知己知彼,善於製造戰機,當敵強我弱時,他經常用“堅壁挫銳”的戰法拖垮敵人,戰鬥中身先士卒,親自率領騎兵突擊敵陣,勝利後勇追窮寇,不給敵人喘息之機,因此獲得了每次戰役的勝利。在統一邊疆的戰爭中,他運籌帷幄,決勝千裏,明於知將,選拔良才,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李世民用他卓越的軍事才能,為大唐帝國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不愧為我國曆史上傑出的軍事家,他的赫赫武功也永垂青史!
    [編輯本段]【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之變發生於唐高祖武德九年(626)。617年,李淵在李世民支持下在太原起兵反隋並很快占領長安。618年,隋煬帝被殺之後,李淵建立唐朝,並立世子李建成為太子。據說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謀略,李淵曾答應他事成之後立他為太子。但天下平定後,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淵卻猶豫不決。李建成隨即聯合李元吉,排擠李世民。李淵的優柔寡斷,也使朝中政令相互衝突,加速了諸子的兵戎相見。是年,李建成向李淵建議由李元吉做統帥出征突厥,借此要把握住秦王的兵馬,然後趁機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在危急時刻決定背水一戰,先發製人。玄武門事變之後僅僅三天李世民便被立為皇太子,從他父親手裏接過政府的實際控製權。八月初九,唐高祖讓位,李世民便做了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
    1他不拘一格的用人,對人材的使用及領導達到了極高的境遇;
    2他獨具慧眼,看到了個人力量的不足,充分認識到君王如石、良臣如匠,方有美玉問世,對大臣的各項進步之言豁達的予以采納;
    3不獨斷專行、初步確立了三權分立、互相監督的政治管理製度,規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影響國家政策的那一部分)旨意需門下省審查副署後方可生效發布,保證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時發現並糾正。杜絕了不良政策對國家及人民的違害與影響;
    4認識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殺的法政政策,規定死刑需三複奏(外地五複奏)複審批準後方可行刑,這就不難認人們想起貞觀四年(630)全國判死刑才29人、貞觀六年(632)全國死刑犯290人,太宗審查時令全部290人回家團年、待來年秋收後回來複刑,結果290人均準時到來、無一人逃亡。
    5太宗朝武功之盛,除高麗戰爭上沒有取得戰略勝利外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突厥、吐穀渾、高昌、安西四鎮、漠北薛延陀等),這與當時的國力、軍隊戰鬥力、整體戰略、用人選將與配合默契、過程協調一致等重要因素是分不開的,因此在中華曆史上的名將名相中,貞觀朝占有相當的比例,在中華軍事史上,貞觀朝的戰例也多被引用;
    6氣吞天下的“天可汗”氣質,李世民多次以少嚇多,經典之役就是在渭水單騎嚇退突厥10萬精騎,就對比宋真宗在寇準一再堅持和請求下才勉強在大軍護衛下到達澶州南城,而又要戰戰兢兢的馬上要回去是何等的天壤之別啊!
    7胸懷大局、四海一統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四海之內隻要知道中國的均努力內附,以唐為榮,樂不思蜀,他們不但同唐人一樣可以自由自在的生存,還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數民族將領阿史那思摩、執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齒常之、乃至後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都為唐朝做出了傑出貢獻,在他們身上正好反映出李世民民族政策的光輝,現在的唐人、唐人街也正時那時繁榮富強、威甲四海、文禮之邦的生動寫照;
    8完善科舉製度、大力興辦學校、重視教育活動、普及官吏選聘、當時的國子學、太學之盛、地方也有不少學校,如此才不難想起當時的教化呢,同時當時的科舉也規範化、考選公平,以進士科最為傑出,如此才有太宗見新科進士魚貫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朕彀夷”,唐朝的教育及科舉為政治上提供優秀人才同文化精髓——唐詩及經濟發展做出傑出貢獻;
    9工書法、富文詞,太宗皇帝個人修養及天賦極高,在書法同文詞上也頗有名氣,在他大力宏揚和鼓勵支持下,才有唐代書法、文學、藝術之盛;
    10倡導廉政、節儉、樸素、重視農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設方麵是相當成功的,他並沒有像朱元璋一樣嚴懲貪官汙吏,而是建立一個廉潔奉公、遵紀守法的中央領導班子、重視地方長官選舉,當時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貧困,溫彥博、戴胄、於誌寧、魏征、張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風氣的宣傳和行政監督,及時預防了官員犯錯,因此當時的官員相當奉公守法、廉潔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較注意節儉,不濫用民力、注意與民休息,當時社會形成了一種樸素求實的作風;太宗皇帝也相當重視農業,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問及此事,因太子冠禮與農時違背而更改;
    11由於社會安定,商業經濟得到發展,全國新興了許多商業城市,城市業有相當的發展,廣州、杭州、揚州、成都、江陵、涼州等城市經濟發展相當迅猛,長安同洛陽作為世界經濟大都會就不言而喻了,這為封建經濟登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2對玄奘佛學的支持同西遊的肯定,打通並維護河西走廊-絲綢之路及東聯新羅、日本,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與經濟發展,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使吐蕃從奴隸製社會邁入封建社會,開發並促進了西藏的發展;
    綜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不愧為我國曆史上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文學家、書法家、卓越的領袖、影響中華乃至世界進程的傑出人物,他為中華民族同人民做出了傑出貢獻,留下了輝耀千古的豐功偉業及精神財富,因此受到人們的崇敬;也正如築東陽先生所說“他是繼孔子之後中國數一數二的偉人”。
    貞觀之治
    形成原因
    第一、隋朝政治製度和經濟繁榮為唐朝加強中央集權和發展經濟創造了條件;而隋煬帝暴政、奢侈腐化、奴役百姓、窮兵黷武,破壞社會生產,激化社會矛盾,導致農民起義。唐初統治者親眼看到了農民戰爭瓦解隋朝的過程,認識到了廣大農民對封建統治穩定的重要性,吸取隋亡教訓,調整統治政策,以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社會秩序,恢複經濟。
    第二、因為上述因素,唐太宗確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強政治”的治國思想,並通過一係列的製度政策、措施和不懈的實踐去實現。首先,唐太宗認識到了統治者與人民是“舟與水”的關係,通過土地賦稅製度的調整以“安百姓”。二是認識到了重用人才,虛懷納諫的意義,得人善任,從諫如流,營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圍,保證了較為開明正確的政治、經濟、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製定和實施。三是加強政治,完善三省六部製和科舉製,以鞏固中央集權,提高行政效率,擴大統治基礎。
    注意:用人和納諫,既是貞觀之治出現的原因,又是貞觀之治的重要表現。
    在李世民統治其間,唐朝國力強盛,被稱為貞觀之治。晚年著《帝範》一書以教戒太子,其中總結了他一生的政治經驗,也對自己的功過進行了評述。
    他在位期間,推行府兵製、租庸調製和均田製,並積極推行科舉製。
    630年,擊敗東突厥,被突厥各部尊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給吐蕃的鬆讚幹布。
    649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門代理國事。李世民於649年7月病死於長安含風殿。葬於今陝西禮泉東北50多裏的山峰上的昭陵。諡號為“文皇帝”。
    唐太宗善於聽從大臣的批評和見解,魏征直諫200多次直陳他的過失。
    唐太宗還精擅書法,以行書寫碑,為後世鼻祖。著名作品有《溫泉銘》《晉祠銘》等。死後更以東晉書法大家王羲之所作《蘭亭集序》為陪葬品。
    貞觀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現的太平盛世。由於唐太宗能任人為賢,知人善用;開言路,虛心納諫,重用魏征等;並采取了一些以農為本,減輕徭賦,休養生息,厲行節約,完善科舉製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寧的局麵。與後來李隆基的“開元盛世”並肩而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由於他在位時年號為貞觀,所以人們把他統治的這一段時期稱為“貞觀之治”。“貞觀之治”是我國曆史上最為璀璨奪目的時期。
    太宗吸取隋朝滅亡的原因,非常重視老百姓的生活。他強調以民為本,常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輕徭薄賦,讓老百姓休養生息。ⅴ唐太宗愛惜民力,從不輕易征發徭役。他患有氣疾,不適合居住在潮濕的舊宮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舊宮殿裏住了很久。
    貞觀之初,在唐太宗的帶領下,君臣和諧,全國上下一心,經濟很快得到了好轉。到了貞觀八九年,牛馬遍野,百姓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進諫的官員不下30餘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諫前後200餘事,數十萬言,皆切中時弊,對改進朝政很有幫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選拔,嚴格遵循德才兼備的原則。太宗認為隻有選用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能達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賢若渴,曾先後5次頒布求賢詔令,並增加科舉考試的科目,擴大應試的範圍和人數,以便使更多的人才顯露出來。ⅴ由於唐太宗重視人才,貞觀年間湧現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可謂是“人才濟濟,文武兼備”。正是這些棟梁之才,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貞觀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法律製定出來後,唐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在貞觀時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麵無私,但量刑時太宗又反複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於太宗的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製情況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據載貞觀三年,全國判死刑的才29人,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製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麵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一、社會秩序空前安定
    史書記載:
    貞觀年間“官吏多自清謹。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開放國境
    由於東羅馬帝國的滅亡,西方變得支離破碎。到了隋朝時中國已經幾欲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了,而唐帝國尤其是貞觀時期的唐朝更是當時世界唯一的文明最為強盛的大一統帝國,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各地民商來往不斷,就象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誌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紛紛讚歎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唐朝的各國人,大多數以成為大唐人為榮。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萬人以上。貞觀時期的唐王朝王朝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完全開放的王朝,比漢朝的僅限於貿易和傳教還要開放,以至於各國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來到唐朝一睹唐帝國的的風采,唐朝政府還在設立流所(和現在的使館差不多),頗為開放邊境和關口。極盡吸收外來文化和物質文明。
    唐帝國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國移民外,還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國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先進文化,僅日本的官派的公費留學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幾百人。民間自費留學生則遠遠超過此數。這些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後,在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現代化運動——“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國化運動,上至典章製度,下至服飾風俗,全部仿效當時的貞觀王朝,使處於原始部落狀態的日本民族平空躍進了一千年。
    日本民族並不高明,它隻是善於學習而已。這個步子比別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個最大的優點——落後但不固執。當外來文明入侵時,它總是虛懷若穀地主動接受比本民族先進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使自己快速躍進到先進民族的行列。
    一個民族落後並不可怕,固執才是最可怕的!
    三、政治清平
    中國官場的貪汙病菌是無孔不入的,以至占絕大多數的國人都認定貪汙是人類社會的不治之症,隻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貪汙。當從英美等國歸來的留學生向他們的親朋好友陳述這些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汙時,沒有幾個人不認為他是在胡說八道。其實,貪汙並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基本上消滅了貪汙。不僅是美利堅和英吉利等現代化強國,就連主要由華人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滅了貪汙。
    這裏所說的基本上消滅了貪汙並不是說完全杜絕了貪汙現象,而是指貪汙行為在整個官場中屬極個別的現象,且貪汙的數額不大(一年的貪汙額一般不會超過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續的時間也不會很長(連續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會很快敗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嚴懲。
    貞觀時期是中國曆史上基本沒有貪汙的政治,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導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份,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曆史上的最低點。尢為可貴的是: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檠告貪汙,主要是以身示範和製定一套盡可能科學的政治體製來預防貪汙。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麵前,官吏貪汙的動機很小,貪官汙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範貪汙主要取決於一套科學修明的政治體製,光靠事後的打擊隻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鏟除貪汙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四、分權製度
    中國封建體製的主要特征是權力高度集中,地方服從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馬首是瞻。這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極大地限製了國民的創造性、主動性和靈活性,且極易釀成暴政。
    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政府組織實行“三省六部製”,但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則初步體現了現代化政治特征——分權原則。中書省發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一個政令的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準,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布詔書。詔書發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隻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這種政治運作方式很有點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製,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體製,進一步說明了貞觀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李世民規定自己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效,從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來潮和心情不好時作出有損他清譽的不慎重決定。中國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個帝王,隻有李世民一人擁有如此傑出智慧和胸襟(美國的開國總統華盛頓有點像他的學生)。
    五、商業發達
    中國封建王朝曆來的經濟特征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
    貞觀王朝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視,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將眼光放到很遠。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後春筍般地興起。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國。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涼州。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自漢開辟的“絲綢之路”一直是聯係東西方物質文明的紐帶,唐朝疆域遼闊,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四鎮,西部邊界直達中亞的石國(今屬哈薩克斯坦),為東西方來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結果絲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絕於途,品種繁多的大宗貨物在東西方世界往來傳遞,使絲稠之路成了整個世界的黃金走廊。
    “貞觀之治”總結
    1含義:在唐太宗統治時期,社會秩序比較安定,階級矛盾相對緩和,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唐太宗的年號叫“貞觀”,曆史上把這一時期比較清明的封建統治稱為“貞觀之治”。
    2原因:唐太宗引隋之苛政為戒,調整統治政策,糾正前朝之弊端,認識到皇帝要勤於政事,大臣要廉潔奉公,政府要輕徭薄賦。唐太宗是我國封建社會時期傑出的地主階級政治家,他善於用人,勇於納諫,不斷調整統治政策,他的個人作用也是“貞觀之治”局麵形成的重要因素。
    3政績:
    第一,經濟上實行均田製和租庸調製,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第二,政治上實行三省六部製和科舉製。三省六部製的實行,使宰相的人數比秦漢時期增多,便於皇帝控製。
    第三,唐太宗時期加強了國內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聯係,加強對西北等地區的管轄,另外還加強了與亞洲各國的友好往來。
    第四,唐太宗善於用人和納諫,這既是“貞觀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貞觀之治”的內容之一。他重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征、長孫無忌等能臣。
    唐朝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最意氣風發的時代,這個“大有胡氣”的朝代中,邊疆戰爭之頻繁和戰勝次數之多,在中國古代史上非常罕見。所以隻有唐朝才能誕生專門的邊塞詩派,誕生像“年年戰骨埋荒外”這樣的詩句。而至於“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願得此生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穀渾”,“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種豪言壯語,則由於後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風氣,甚至成為了古代史上中國人尚武精神的絕響。尤其是貞觀年間,大唐帝國四麵出擊,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
    第一個時期,唐太宗時期,全麵擴張,四麵出擊。
    貞觀年間是唐朝拓邊最猛烈的時期,也是獲勝最大的時期。貞觀年間,唐朝依次取得了對東突厥、吐蕃、吐穀渾、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麗、龜茲甚至可能還包括印度用兵的勝利。這些勝利奠定了唐朝300年的基業。頡利可汗恐怕是有史以來第一個被中國軍隊活捉的草原帝國最高統治者。唐軍出擊定襄,痛殲突厥,活捉頡利可汗,也是唐朝曆史上拓邊戰爭中最輝煌的勝利。頡利可汗被抓到長安。突厥是唐朝最大的邊患,作為同時存在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遭到毀滅,建立單級世界就變得容易多了。唐朝的另一個著名將領候君集奉命帶兵修理驕橫的吐蕃人。候君集通過夜襲擊敗了吐蕃軍,斬首千餘。吐蕃軍退兵後,鬆讚幹布做了頡利可汗也做過的事:派使者謝罪求和。但是他沒有放棄和親的請求。可能是被他的執著感動,7年後他的要求終於得到了滿足。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入藏。唐軍再次遠征,途中缺水,就刺馬飲血,終於襲破伏允的牙帳,伏允丟下老婆孩子溜之大吉,不久在沙漠中被部下所殺。吐穀渾從此被納入唐朝的勢力範圍。貞觀十三年,高昌國失臣禮。高昌王麴文泰看到唐兵來得那麼快,嚇得大病起來,感到忽冷忽熱,幾天後竟然一命嗚呼,由此作為第一個被唐軍活活嚇死的人而載入史冊。
    第二個時期,征戰高句麗
    高句麗雖然向新成立的唐朝朝貢,但實際上卻對唐朝持懷有敵視態度。到後來唐朝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時候,為援助處於高句麗和百濟圍困中的新羅(《新唐書》“(百濟)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棠項城,絕貢道”,新羅告急),並統一被高句麗據有的遼東地區(當時的“遼東”的概念略同於漢朝四郡的範圍,即中國東北遼河以東地區以及朝鮮半島的北部),唐太宗東征高句麗,放話給薛延陀:我們父子都要去打高句麗,長安空虛,你要是想犯賤隻管放馬過來!這麼生猛的話,薛延陀當時就嚇得氣短了一截(《舊唐書》載後來高句麗用厚利誘惑薛延陀叛唐,但是“夷男氣懾不敢動”)。
    貞觀十九年,唐軍向遼東進軍。唐太宗在路上對手下人說,四方基本安定了,就剩下這一塊地方了,趁著我還沒死,良將們還有精力,一定要解決掉。
    夏季,李績暗渡陳倉,突然出現在遼東城下,高句麗兵大駭。營州都督張儉和優秀將領李道宗也率兵進入遼東,擊敗高句麗兵,斬首數千。四月,唐軍攻破高句麗蓋牟城,俘虜兩萬多人,繳獲糧食十多萬石。五月,另一路唐軍從山東渡海攻破高句麗卑沙城,俘虜八千人。上百年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得以在鴨綠江邊閱兵。
    不久,李績和李道宗所部進逼遼東城下。高句麗軍數萬來援。有人建議說高句麗軍多唐軍少,應該堅守。可是李道宗說高句麗人仗著人多以為我們不敢拿他們怎麼樣,我們就是要攻擊他們,殺殺他們的銳氣。李績說我們被派來就是負責替皇上掃馬路的。現在馬路不幹淨,我們怎麼能躲呢。於是唐軍處於劣勢卻猛烈出擊,高句麗兵始料不及,被衝亂陣型大敗而歸。唐太宗大軍兵到後,把遼東圍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乘著刮南風的機會,唐太宗指揮士兵點燃城池西南樓,順風放火。高句麗軍抵擋不住了,遼東陷落。唐軍殺高句麗兵一萬多人,俘虜一萬多人,此外還有百姓四萬多人。
    攻克遼東後,唐軍繼續向白岩城進發。烏骨城派兵一萬支援,被唐軍擊退(此戰唐軍隻用了800人)。六月,白岩城不戰而降。唐軍繼續向安市進發。高句麗將領高延壽等人率領??、高句麗兵十五萬來救援,被擊敗。高延壽向唐軍乞降,來到唐軍軍營,一進門就跪下,挪動膝蓋向前,拜伏在地。(《資治通鑒》上說“延壽、惠真帥其眾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唐太宗對他們說:“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自今複敢與天子戰乎?”高延壽等人“皆伏地不能對”。唐太宗將降軍中的高句麗軍官、酋長三千餘人虜往中原,其餘高句麗人悉數釋放。
    安市城小而堅,唐軍圍攻數月不克。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而這種方式過去一直是唐軍克敵製勝的法寶。最終唐太宗決定暫時停止這次出征。9月,唐軍班師。這次征伐高句麗,攻克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岩、卑沙、麥穀、銀山、後黃十城,遷徙遼、蓋、岩三州戶口入中國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在唐軍,戰士陣亡的約2000人,損失最大是戰馬,損失了七八成。
    此戰雖重創高句麗,但是戰事曠日持久,耗費巨大,最終卻未能滅亡高句麗。因此,唐太宗認為這戰屬於戰敗了,痛心地說:如果魏征還活著,肯定不會讓我進行這次遠征。但這戰的意義還是比較重大的。這是自三國時期毋丘儉攻破高句麗屠王城以來上百年中國軍隊第一次真正戰勝高句麗人,收複了今天遼寧一帶很多南北朝時期被高句麗奪取的土地,為今後唐朝徹底征服朝鮮打下了基礎。
    貞觀二十二年,倒是有個印度的小插曲。王玄策作為唐朝的使者去印度。中天竺大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位,劫持唐使。王玄策隻身逃到吐蕃,借來吐蕃軍和尼泊爾軍向印度進發。連戰三天,印度軍大敗。唐軍斬首三千餘級,水中淹死印度兵約萬人。阿羅那順棄城逃跑,副使蔣師仁追上並俘虜之。此外虜男女一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匹。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是唐太宗關於地緣戰略問題的理性認識,是唐太宗利用唐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地緣關係及其作用法則謀取和維護唐王朝利益的戰略思想。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是中國古代地緣戰略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現代的獨具特色的思想內容。
    唐太宗在位期間國土廣大,邊界線綿延曲折,地緣形勢複雜,並隨時間推移而發展變化。曆觀這一時期唐與周邊所發生的諸多地緣關係,既有與唐軍事利益攸關的,也有與唐政治、外交利益攸關的,還有與唐經濟利益攸關的,更多的則是幾種利益兼而有之,錯綜複雜。唐太宗比較成功地處理了與突厥、吐蕃、高昌及西域諸國、高麗、新羅、百濟等國之間的關係。唐太宗的地緣戰略思想正是在處理與周邊地緣關係的實踐過程中逐步產生、發展並走向成熟的。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既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又具有他個人的獨有特色,兩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貫穿於他的地緣戰略思想的始終。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積極進取。這是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的最顯著的特色,也是其思想中最成功、最可取的地方。唐太宗的雄大豪邁是曆代許多帝王所不可比擬的,這也是他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二是靈活應對。唐太宗在重大變故麵前不驚慌失措,他能夠依據客觀形勢和對象的變化而變化,從而較大程度地保證了決策的正確性。三是冷靜務實。唐太宗鑒於隋亡教訓,努力克服以往帝王急功近利、窮兵黷武的缺陷,注意結合現實需要,量力而行,在冷靜分析的基礎上推行務實政策。四是措置有序。無論是北擊突厥,還是西平高昌,尤其是經略西域,都是先急後緩、由近及遠,有條理、有次序地進行,從中亦可見唐太宗地緣戰略決策之成熟。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是其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理論上取得了突破,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獲得巨大成功,業績斐然。史載:“(貞觀十四年)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裏,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裏。”(《資治通鑒》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九月。)唐太宗的突出成就正在於他以超越前人的英武雄邁之氣魄,重新開拓了中華民族的疆土,為後來中國版圖的確定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而這一輝煌業績的獲得,是與唐太宗的地緣戰略思想密切不可分的。即使今天看來,唐太宗的地緣戰略思想裏麵也不乏可取之處。
    唐太宗地緣戰略思想包含豐富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著眼於爭奪關中、鞏固“中國”的固本思想。其中居重馭輕的關中本位思想,乃是唐太宗成就帝業的“根本”,也是其地緣戰略思想的出發點。太宗“深根固本,治安中國”之思想,既有傳統政策沿襲之因素,又有出於當時初唐政治、經濟背景考慮之因素,特別是對地緣因素的考慮,為鞏固政權、密切中外關係、發展經濟進而增強國力而不得不為之。
    (二)以夷製夷、保藩固圉的地緣藩屏思想,主要體現在以“懷輯”政策綏納歸附民族,並將其內徙安置在唐周邊地區的一係列行為上,從而達到令其“世作藩屏”的目的。
    唐太宗的地緣藩屏思想主要有如下兩個內容:
    1置內屬少數民族政權於周邊,以作藩屏。
    2在唐周邊地區扶植親唐政權,以作藩屏。
    (三)縱橫捭闔的地緣製衡思想。
    其主要內容有:①遠交近攻,各個擊破,如聯薛延陀製突厥。②扶弱抑強,保持地區勢力均衡,如聯新羅攻高麗、百濟以及聯合鐵勒諸部扼製薛延陀。③聯近抗遠,服近懾遠,穩定近鄰以攻擊或威懾遠方政權,如聯合吐穀渾以對付吐蕃。④另外,唐太宗還有針對某一特定政權內部製定的製衡思想,旨在分化瓦解其勢力,造成內部爭權奪利,削弱統治實力,這尤其體現在對薛延陀的問題上。
    唐太宗實行地緣製衡的策略思想及其基本情況大致有如下幾種:
    1遠交近攻,拉攏與孤立並用——唐與東突厥、薛廷陀的地緣製衡關係。
    2扶弱抑強,保持地區均勢。
    我們都知道,李世民也是人,人無完人,是人就有錯誤。貞觀後期,唐太宗開始有了一些變化,先從納諫開始體現出來。貞觀十年,魏征發現他“漸惡直言”,這是唐太宗走向一些錯誤的開始。
    一是征伐高麗,這個被某些人認為是錯誤的舉動,但是,就當時形勢來看,此征是必要的和需要的。第一,發動戰爭的責任是高麗,高麗悍然進攻唐朝附庸國新羅挑起戰端,為了維護權威,唐需要發動戰爭來保護自己的附屬國的利益。第二,戰爭中,唐軍是正義和人性的,這也是保證唐軍損失非常小的一個外在條件,在唐軍攻占的城池中,均擁護唐軍。但是由於為了保持正義性和人性化,導致偏求穩,而使戰期拉長。第三,唐軍的撤退和後續戰爭,充分體現了李世民的胸懷和高超的戰略思想,唐軍以2000人的損失消滅高句麗數十萬人,千古罕見。撤退之時,敵將城牆跪拜,也實屬罕見。唐軍後期的軍事騷擾和政治封鎖,使高句麗的實力每況愈下,最終高宗消滅這一小醜。
    還有奢侈現象的明顯增加。在貞觀十六年的時候,唐太宗下詔說,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機關不得限製,結果造成太子的嚴重浪費現象。唐太宗自己也開始修造宮殿,貞觀十一年在東都洛陽修飛山宮,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宮。這些使唐太宗後期沒有前期勤儉,但是比康熙,乾隆等不知道要強多少倍。
    還有一個大的錯誤就是參與史官所寫的起居注當中。這是專門寫皇帝日常生活和朝政言論的,皇帝無權幹涉,這是曆來的傳統,曆來的皇帝都沒有看,尊重史官的職權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書,從不掩飾什麼,從不害怕皇帝打擊報複。但唐太宗這個名君卻犯了一個頗大的曆史錯誤,影響幹預了史官的公正性。當然,沒有任何完整證據表明太宗大量歪曲曆史。同時,不僅僅是太宗,自春秋,看史者何止數百,董狐直筆,陳壽索賄,太史被宮,不要說清朝的文字獄了,另外,許敬宗和武則天對李世民並沒有好感,這樣表明,唐初曆史應該具有可信度的。
    不過,係數一生,唐太宗畢竟是個明君,在晚年也反省自己晚年過度奢侈糜爛的錯誤。他對太子李治教誨時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你應該從曆史中找古代的賢明帝王為學習的典範,像我這樣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許多錯事,比如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台榭常有興造,犬馬鷹隼沒有不去的地方,行遊四方又勞民傷財,這都是大錯,你不要以為這都是好事,總想學著去做。”
    唐太宗在貞觀初期不顧大臣魏征和李大亮的勸阻,對歸順的北方遊牧民族部落要土地給土地要物資給物資,結果這些部落享受夠唐朝的恩惠後胃口反而越來越大,索性就叛亂了。
    後來唐太宗也自己檢討:“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征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貞觀二十年(646年),遼東戰役回來時,唐太宗得病,此後一直調養,由此開始服用方士提煉的金石丹藥。先前唐太宗還曾經嘲笑秦皇漢武迷戀方術和尋求丹藥,現在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進去了。到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又得了“風疾”,煩躁怕熱,便讓人在驪山頂峰修翠微宮,第二年,派人從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由於服食“延年之藥”,結果使病情不斷惡化。貞觀二十三年(649年)五月,逝世。享年僅五十一歲。太宗之死成為一個謎。
    皇後
    長孫皇後
    唐朝著名的女政治家,中國曆史上偉大的皇後之一,當代史學家評論最具有知性的皇後。秦王妃期間,眾臣屬就莫不感激,在皇後位,治理後宮井井有條,對貞觀政策路線頗有影響,早逝,太宗皇哀傷不已,常舉目遠眺昭陵,自後未再立皇後,皇後生幼子幼女晉王和晉陽公主被太宗親自帶在身邊,太宗崩,與皇後同葬一穴,開創帝後合穴先例。
    有人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站著一個偉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極一時,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謀臣武將外,也與他賢淑溫良的妻子長孫皇後的輔佐是分不開的。
    妃嬪
    韋貴妃韋?,字澤,初嫁李瑉,生定襄縣主,嫁太宗,韋妃生臨川公主和紀王李慎。
    楊貴妃楊妃,生趙王李福,為與隋煬帝女楊妃區別又稱小楊妃,貴妃應為死後追封。
    徐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嚐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未嚐廢卷,而辭致贍蔚,文無淹思。帝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鳩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誌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侍園寢,吾誌也。”複為詩、連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其妹徐婕妤則為高宗妃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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