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鎖回香港後，我繼續忙碌，可是漸漸感到這份工作不適合我，人事太複雜，而且我們做的是專題片，和新聞還不一樣，編、導的痕跡都過強。當我向小鎖抱怨這些事情的時候，他總是說，“等等吧，說不定等你畢業了，轉為正式就好了。現在放棄，你之前的努力不就白費了嗎？”
    6月份，欄目組要做一個戒煙的活動，在北京某度假村拍攝一個禮拜。負責欄目推廣的女孩家裏臨時有事回去了，於是這個工作交給了我。說是欄目推廣，其實就是邀請媒體來做報道，然後給紅包。新聞這個行業是有潛規則的，在北京，一個300塊錢的紅包也就值報上一豆腐塊而已。邀請完所有媒體之後，我列了一張媒體簽到表給負責發紅包的菲兒，囑咐她讓領取紅包的記者在表上簽名，以便日後查賬。
    新聞發布會那天，製片人讓我在某五星級賓館大堂處接待媒體，媒體到齊了再派車一塊接到度假村。等我到了才知道，賓館大堂什麼都沒有，而且那裏是公共場所，我不可能豎起一塊牌子做提示，隻能百無聊賴坐在沙發上。肚子有些餓，想想還沒吃午飯，又不敢走開，於是在賓館咖啡廳買了杯牛奶，幾片麵包，五星級賓館的東西就是貴，這麼點吃的花了我不少銀子。正在啃著麵包時，幾個媒體的記者已經到了。相互介紹了一下，我開始聯係製片人派車。半個小時後，帥哥老鄉開著車過來了，告訴我車不夠，讓記者自己打車，他的車要去接所謂的嘉賓。“打車費誰出？”我問。帥哥老鄉聳聳肩，讓我問製片人。
    電話那頭，製片人正忙的焦頭爛額，我的問題在他看來似乎根本不是問題，“給他們紅包了，他們自己出就行了！”
    “啊？”
    “就這樣了，你們趕緊打車過來！”
    我還在想怎麼跟媒體們交代，幾個記者已經走到跟前了，“時間快到了，我們怎麼過去？”
    “不好意思，車安排不過來，製片人讓我們打車去。”
    記者們估計覺得車費肯定是我們給報銷，也沒多問，幾個人一輛車就走了。我又等了一會兒，一一打電話詢問，幾個答應過來的記者要麼自己到了度假村，要麼不能來了，於是我連忙打車去會場——工作人員的交通費還是可以報銷的。
    新聞發布會之後基本上沒我什麼事情了，隻是製片人要求會後再給嘉賓和記者紅包，讓發紅包的過程顯得有些亂。當菲兒正在讓記者和嘉賓們簽名領紅包的時候，製片人走了出來，看見大家排著長隊，感覺麵子不好看，就訓斥了菲兒一頓。好在菲兒聰明，要求大家留下名片，可是很多沒帶名片的就隻能任他們揚長而去。晚上我和菲兒清點錢數，發現少了近一千塊錢。
    菲兒很擔心，覺得自己很無辜，畢竟破壞秩序的是製片人自己，出了問題不能賴到她頭上。可我不這麼想，以製片人多疑的性格，加上菲兒隻是一個實習生，這黑鍋最後肯定由她來背，出錢事小，這事傳了出去，菲兒以後在電視圈裏就很難混了。
    此言一出，菲兒也緊張起來，我們兩個對著名單一個一個回憶，最後終於對上了錢數，不禁長舒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