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認為：“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孰與己和，主客孰與已逸，排甲孰與已堅，器械孰與己利，教練孰與已明，地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畜孰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功巧孰與己能，秣孰與己豐，資貨孰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勝哉！”這裏強調的是“知己知彼”，知己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知彼。以上的諸多對比，說明的就是不能輕舉妄動，必須要充分了解敵我的情況，尤其是敵人的情況。怎樣才能了解敵情？李靖舉了大量的實例來說明這一問題。他說：“揣敵之術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飲者，倍程逼速，饑渴之兼也……若遇小寇而不可擊者，為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尖銳而地險，騎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蓄必死之心，將懷擒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如逢大敵而必鬥也者，彼將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馬雖多而眾心不一，鋒甲雖廣而眾力不堅，居地無固而糧運不繼。卒無攻戰之誌，旁無車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抑又聞之，統戎行師，攻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後縱兵。夫為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亦何慮功不逮，鬥不勝哉！”什麼樣的敵人能打，什麼樣的敵人不能打，用什麼樣的方式與策略，這都要看不同的情況。所以，了解敵情是決策的基礎。“當須料敵，然後縱兵”。不這樣，其結果可想而知。因此，作為將領，其基本的能力是“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有了這樣的能力，取勝自在情理之中。
    三、重視地形、天氣等客觀因素對戰爭的影響。在李靖的思想中，地形與天氣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在他所認為的必勝之道中，就有“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他認為“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三勢之中，地勢占其一。什麼是地勢呢？“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地理不能不考慮，地勢更不能失。為什麼？因為“失地之利，士卒遺惑，三軍困敗。饑飽勞逸，地利為寶”。失去了地利，軍隊就陷入了迷亂疑惑，打敗仗就不足為奇了。軍隊的餓飽勞逸與地利這一因素比起來都是次要的，地利才是真正的寶貝。既然地理是如此重要，就要利用不同的地形來設計破敵：“被此俱利之地，則讓而設伏，趨其所愛，而傍襲之；彼此不利之地，則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平易之所，則率騎而與陣；險隘之處，則勵步以及徒。”總而言之，“凡戰之道，以地形為主，虛實為佐，變化為輔……不明地利，其敗不旋踵矣”。李靖在這裏把地形放在第一位，虛實、變化居其次。這樣重視地形，這樣以地形為主來考慮戰略戰術的設計，這在以前的兵書中是從未曾有過的。這應該說是李靖的一大創新。
    四、強調賞罰並重的治軍方法。李靖認為：“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戒之，重芻豢以養之”。這就是說，要用賞罰這兩種手段來約束激勵部隊，讓士兵既感到罰的威嚴，又看到賞的希望。賞罰不當必定造成怨聲四起，這往往是失敗的原因。怎麼才能做到賞罰適當呢？就是“盡忠、益時、輕生、重節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舍；遊辭巧說，虛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讚，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眾勸功之要術……刑賞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化，可謂不濫矣。”賞罰不僅要實行，而且還要運用得當，遵循一定的原則。如果賞罰這兩種手段運用得好，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能賞罰不欺，明於察聽，則千裏之外，隱微之事，莫不陰變而為忠信。若賞罰直於耳目之前，其不聞見者，誰肯用命哉？故上無疑令，則下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誌。由是言之，則持軍之急務，莫大於賞罰矣。”賞罰並重曆來是中國古代兵家強調的治軍方法，但把它看作是“持軍之急務”，也就是治理軍隊最緊要的事情的，李靖是第一人。
    五、強調軍隊的管理、紀律、人員及武器的配置等。《李衛公兵法》的卷中、卷下主要談的就是這些問題。例如，他強調“諸每營病兒，各定一官人，令檢校煮羹粥養飼，及領將行”。“諸軍內不得扇動軍士，恐嚇隊伍，謬作是非，敗損營壘”。“諸有人拾得闌物，隱不送虞侯，旁人能糾告者，賞物二十段。知而不糾告者，杖六十，其隱物人斬。”他還創造了各種陣法戰術，如七軍六花陣、楔形隊形、縱隊戰術、逐次抵抗戰術等。這些陣法、戰術在中國軍事史上往往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地位，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