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鎮藩是東北軍第七旅參謀長。九一八當夜，旅長王以哲不在北大營，趙鎮藩是最高指揮官。
    第七旅是東北軍勁旅，武器精良，訓練有素。北大營第七旅是東北軍中最精銳的旅，堪稱精銳裏的精銳，分為三個團6000多人，每個團配有12挺重機槍和六門迫擊炮以及4門平射炮，每個連使用德國步槍120支，每個班一挺輕機槍……士兵沒有不識字的，有的是小學以上文化程度的。
    而第七旅駐守的北大營，更是東北軍的軍事重地，東北軍少帥張學良幾乎年年都在北大營舉行閱兵活動。
    北大營除了精銳的第七旅，還有中國的第一支坦克部隊，擁有12輛坦克。
    然而，這一切，都沒能擋住600名日軍的進攻。
    日軍突然襲擊北大營，密集的槍炮聲響起。東北軍第七旅將士迅速集結，進入陣地，準備抵抗。
    此時，趙鎮藩向旅長王以哲彙報，王以哲稱要跟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商量商量。
    趙鎮藩直接向榮臻請示，榮臻回答“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著死，殺身成仁，為國犧牲！”
    第七旅三個團，619團、621團，因為收到了不抵抗的命令，放下了武器，等著長官去跟日本人交涉，可是日本人根本就沒什麼交涉，直接衝殺進來。
    不少訓練有素的東北軍士兵，手中沒有武器，甚至沒來得及反抗一下，就被刺殺或者打死了。
    兩個團一時大亂，向東北方向潰散。
    事實上，之前東北軍就已經預料到日本人可能開戰，並多次演習，向東山嘴子東大營轉移。
    沒想到這次日本人的刀架在了脖子上，得到的命令仍然是不抵抗。
    就在619團、621團向東山嘴子撤退的時候。
    620團的團長王鐵漢聽到槍炮聲，已經從奉天城趕回了北大營。
    麵對日軍的瘋狂炮火，王鐵漢無法忍受拿著槍等死，命令部隊還擊突圍。
    日軍火力很快被壓製。
    不抵抗政策，即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竊據東北，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采取所謂的“消極政策”。
    1931年11月以後，日本拒絕按國聯要求退回事變前原地，並意欲奪取扼守入關通道的戰略要地錦州。在錦州問題上，南京國民政府與張學良之間反複磋商逾月，蔣介石表示“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張學良也表示“對錦必盡力設法固守”，並前後三次致電南京請示戰和決策及尋求援助，但始終不見援助，奉命守備錦州的東北軍將領榮臻更厲詞批評：“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隻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於死地”。張學良為了保存實力隻好放棄抵抗。
    東北的形勢越來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得越來越明顯。當時沈陽市公安局督察長兼公安總隊長熊正平目睹“九一八”事變前“沈陽形勢即日漸緊張”，就向警務處長黃顯聲報告。黃遂親赴北平向張學良報告。黃由北平返回沈陽後對熊正平說：“副司令派王維宙代表他到南京請示中央了，蔣介石指示不必驚慌，有九國公約及國聯，日本不能強占我領土，萬一日本進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擴大，處理困難。副司令又說，你們地方武裝可加緊訓練，嚴加戒備。”
    當時第七旅旅長王以哲麵對“萬一發生事變，我旅必將首當其衝”的態勢，親赴北平向張學良報告，並請求將關內東北軍調回一部分，以防萬一。王回到沈陽時對部屬說：“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將情況報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幹，一切事先從外交解決；並告訴張學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針。”
    趙鎮藩說：“在”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轉來蔣介石的銑（8月16日）電，主要內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馮玉祥也說過：“”九一八”事變前，張請示過蔣介石，蔣對張學良說：”無論日本人占什麼地方，都隨日本占，我們是不抵抗主義。”蔣說：”這話是我說的，但你不許對別人說。”當時全國的輿論，因為張學良說的不抵抗主義，大家都攻擊張學良，但張學良有苦說不出來。”
    到了9月12日國民政府駐日大使館電告說，近日日本政府決定對滿蒙的最後方針，認為中村震太郎的失蹤，係被中國虐殺，已密令駐屯南滿沿線日軍，相機為緊急有效的處置。這時，張學良還是令駐沈陽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同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說，中村事件經我方調查，已將興安區屯墾軍第三團團長關玉衡扣押，即為負責處理，意謂中村事件如能協議解決，或不致發生嚴重事端。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態度有以下三種。
    第一，幻想和平解決。他說：“我們現在固要盡力避免戰爭，且在未至戰的時候，仍要鎮靜持重，無暴其氣。”“現在我們的軍備武力，雖然不如日本，但因為我們人民知識程度提高，所增加的衛國力量，實在足以保衛我們國家的存在。這種精神的表現，決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所能壓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夠和平解決，但若萬不得已而須以武力自衛，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他於9月23日致電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說：“對日方略，我應采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
    第二，迷信國聯來解決。他說：“我國是世界國家之一，既不能離開世界，同樣既是國際聯合會的一分子，即不能離開國際。”“我們更應相信國際有公約，人類有公道，我們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犧牲的精神去擁護。”
    第三，先要安內。他在9月28日宣誓救國禦侮決心時寫道：“持其複仇之誌，毋暴雪恥之氣，兄弟鬩牆，外侮其禦，願我同胞，團結一致，在中國國民黨領導指揮之下，堅忍刻苦，生聚教訓，嚴守秩序，遵守紀律，期於十年之內，湔雪今日無窮之恥辱，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10月10日，蔣介石在雙十節手書救國之道誓詞說：“救國之道，在和平統一，禦侮之要，在守法奮鬥，統一為和平之基，守法為奮鬥之本。”到11月30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宣誓就職外長時更是露骨地說：“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蔣介石的態度，集中到一點，即是對日寇的入侵采取“不抵抗主義”。
    陳布雷在日記中寫道：“九月十八日，日軍突破北大營，沈陽淪陷。蔣主席聞訊次日即起程回京，變起非常，全國民意激昂，社會群情惶惑無主，而黨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樹異職者，複推波助瀾，以長攻擊政府之氣焰。蔣主席忍辱負重，決定按照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訴之於國際之公論，一麵則嚴令東北當局，節節抵抗。然東北軍驕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達成任務，日軍複銳進侵略，以致失地日廣，三省相繼被占，而內外責難更紛然雜起矣。”
    馮玉祥當時避居山西汾陽，打電報給蔣介石說：“日本大肆屠殺，不聞有備戰之舉，反以鎮靜為名，徒然日日哀求國聯。試問宰割弱小民族的國聯能代中國求獨立，能代中國打倒該會常務理事之日本乎？與虎謀皮，自欺欺人，仍甘為帝國主義之工具而不悔。”這個時候被蔣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長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寫了一段很深刻的話，揭示了蔣介石對“九一八”事變的態度。顧說：“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特別是少帥的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另一方麵，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不願意公開明言直接談判的政策。”
    “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說是蔣介石於1931年8月16日給張學良的“銑電”。
    材料二：“SEP221931”（1931年9月22日），《大公報》報導：“（赴沈平津記者團廿日來電）記者團二十日下午一點抵皇姑屯，由日記者野口則清取得領事館許可，方入附屬地內，……（日軍）進攻西門者，由三經路西側進攻，城內事先日方已有埋（伏），由便衣隊混入內應，擊退我國軍警，開門放日軍入城，……日軍在發動之先，連日在北大營附近作戰鬥演習，形勢嚴重，故駐北大營第七旅早有預備，連日即不在營內居住，由另一營守備，及日兵進攻，團長官命令不準應戰，由後門退走，日軍趕至，縱火焚燒，駐講武堂之學生隊約兩千人，亦向沈海線退去，兵工廠迫擊炮廠糧服廠等全被占領，兵工廠所存械彈，傳聞足數十師之用，與新式機器全被日軍運走，……。”
    材料三：“SEP221931”（1931年9月22日）《晨報》報導：“（本報特訊）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參謀廳廳長榮臻，憲兵司令陳興亞，參謀次長鮑文樾，於前日由沈陽來平，昨晚十時，車過天津，今晨一時十分抵平，張副司令令湯國楨到站迎接，萬福麟、周大文、胡若愚等均到站歡迎，榮等下車後，偕湯國楨等乘汽車赴協和醫院謁見副司令，因時間過晚，未與記者發表談話，聞沈陽等處東北軍，自無抵抗撤退後，一部分集中錦州，尚有一部分，現擬集中山海關。……”
    材料四：“SEP241931”（1931年9月24日）《晨報》報導：“（南京二十三日下午六時四十分本報專電）漾（二十三日）國民政府告國民書，原文如左：日軍在東三省暴行發生以後，我全國人民應取之態度，中央已有詳切之指示。……今茲事變起後，政府已立即將日人之暴行，報告於國聯，並要求第一步先使日軍立即撤退，……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
    根據以上四段材料，可見：
    第一，“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方麵，至少是東北方麵是采取了不抵抗，而且有明確的“不抵抗主義”的對策，尤其是“材料一”中張學良在9月21日晚接見外國記者團時說的一段話：“餘即命令中國軍警收軍器於兵庫，取不抵抗主義。”
    第二，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對策是他自己決定的還是按蔣介石的旨意，現在沒有原始材料證明是蔣介石的旨意，過去許多史書說是蔣下令采取“不抵抗主義”，均為人雲亦雲。張學良承認是他下的命令，他說：“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1996年11月香港同澤出版社出版的《張學良文集》（下卷）附錄（二）《日本NHK（日本廣播協會）采訪張學良的記錄》有一目“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把張的“我下了不抵抗命令”的有關談話公布了。
    第三，蔣介石要負多少責任呢？至少可以說蔣介石是不主張抵抗的，從“材料四”可以看出當時國民政府的態度是：“對日軍避免衝突”，“務必維持嚴肅鎮靜”。從分析角度，張學良的對策是符合蔣介石的宗旨，所以對“九一八”日寇入侵就順著“不抵抗主義”的思路走下去，結果導致整個東北丟失。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全國學生紛紛到南京請願，要蔣介石出兵抗日。陳布雷在日記中說：“學生團體來京請願出兵宣戰者不絕，大隊集合於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提出種種要求，常有不逞之徒從中煽動，故意與政府以難堪。唯蔣主席始終保持中和嚴正之態度，對青年學生絕不取壓迫之辦法，故兩三月間，至京請願者無慮五六萬人，而卒未發生一次衝突，其行動越軌者，亦足以警察徒手驅散或彈壓之而已。”打電報到南京提出質問、警告的更是像潮水一樣。顧維鈞說：“我不但受到學生團體和代表們的質問，而且受到潮水般的來自全國的電報質問，這些電報把直接談判的計劃說成是為委員長保持政權的陰謀。那些發電報的人認為我隻是為委員長的政治計劃服務的工具，我記得江蘇省同鄉會發來的一封電報，表示反對直接談判，並且警告我，如果我不改變態度，就要毀掉我的祖墳。”“我記得上海各界聯合會和上海市商會發給我的電報，對我提出的直接談判的方針也提出了警告。”
    這時的蔣介石成為眾矢之的，再加上寧粵分裂和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分頭在南京、廣州和上海召開，蔣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在南京中央黨部舉行臨時會議。在京的中央執監委均參加，於右任任主席，作出了決議：“（1）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中正呈請辭職案，決議準蔣同誌辭職；推林森同誌代理國民政府主席、陳銘樞同誌代理行政院長。（2）考試院長戴傳賢、監察院長於右任、立法院長邵元衝呈請辭職案，決議慰留。”陳布雷在日記中說，蔣介石“乃於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會正式提出辭呈，將國府主席、行政院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一並辭去。”
    會後，蔣介石發表了辭職通電，說他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三年來“無日不思竭其愚庸，實現總理之遺教，無負黨國之付托”。特別提出：“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納全黨團結之方案，而在粵同誌迄未能實踐約言，共赴國難。胡漢民同誌等微日通電，且有必須中正下野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語。是必欲中正解職於先，和平統一方得實現。中正昔因顧慮政治中斷之危，願為黨國忍垢負責於一時者，將轉為同誌團結與黨國統一之梗。且使外交政策，日滋無責任之批評。莫衷一是，現在國事至此，若非從速實現團結，完成統一，實無以策對外之勝利，慰國民之期望。權衡輕重，不容稍緩須臾，再四思維，惟有懇請中央準予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另行選任賢能接替，以維團結，而挽危亡。”他又表態說：“中正許身革命，進退出處，一以黨國利害為前提。解職以後，仍當本國民之天職，盡黨員之責任，捐糜頂踵，同紓國難，以無負總理之教訓。”
    同日，林森和陳銘樞聯名發表就職通電，各地中委紛紛入京。12月22日至29日，國民黨召開了四屆一中全會，於右任致開幕詞，孫科致閉幕詞。蔣、胡、汪三派表麵上實現了統一。會上，通過了改組中央常委會、中政會常委會案。以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蔣介石、胡漢民、汪精衛均為中政會常務委員。孫科在閉幕詞中講：這次全會“無論東西南北，各方麵的同誌，都相率來京，集合一堂，決定黨國今後的方針”。還特別表揚了蔣介石，說：“這一次黨內同誌能夠得到精誠團結的結果，我們又不能不想起蔣介石同誌這種偉大精神的表現。如無蔣同誌這種偉大精神的表現，也不能感動全體同誌，有此良好的機會，使大家集合在一起，所以我們回想這幾天內開會精神之良好，結果之圓滿，不能不對蔣介石同誌表示最大的敬佩。”
    蔣介石出席開幕式後，就帶著宋美齡乘飛機到了寧波，隨即回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了。蔣介石在行前曾約陳公博、顧孟餘、王法勤談話。蔣說：“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顧一切，任此艱難。前在滬時，曾向汪先生麵述此意，汪太客氣，希望三位再代轉達。中興本黨，非汪先生莫屬。”同時，蔣又留函致於右任、何應欽、孫科等人，說：“全會既開，弟責即完，故須還鄉歸田，還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