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屋裏的電話響了。他拿起電話，電話裏傳來了蔣介石嚴厲的聲音：“漢卿，你立刻派人逮捕關玉衡，交給關東軍。”
    “委員長，中村是間諜，鐵證如山。他犯的是死罪，關玉衡處決他，有什麼罪？”張學良為關玉衡辯解說：“把他交給日本人，我做不到！”關玉衡曾當過張作霖的警衛營長，與張學良有同學之誼。情同兄弟。
    “漢卿，以大局為重。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剿共，絕不能與關東軍對抗。如果擦槍走火，憑你的東北軍能擋住訓練有素的關東軍嗎？這件事就這麼定了，去執行吧！”蔣介石語氣嚴厲。
    張學良非常了解關玉衡，他是一個鐵血軍人。把國家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忠於黨國忠於國家。他感到矛盾極了。他知道，關玉衡殺中村的事全國都知道了，蔣介石對日本總是一讓再讓。心怕得罪日本人。他知道，一旦把關玉衡交給日本人，凶多吉少。如今自己不再是獨立的東北軍，已經易幟成了中央軍，一切都要聽命於中央軍。
    張學良一言不發地掛了電話，立刻回到行營，召開旅級以上的會議。待眾人到齊坐定，張學良將榮臻、臧式毅發來的電文出示給眾人瀏覽。然後說：“關玉衡捕殺中村一事，興安屯墾公暑曾有報告送來，且附有日本高級間諜中村一行四人，擅闖興安軍事要地，刺探我方軍情勘探興安嶺地下資源，人證物證確鑿。我因事關機密，未告訴諸位，隻令關玉衡秘密處理，不得向外泄露，卻不知這件事如何泄漏給了日本人，日本人借這件事大造輿論，引來諸多外交糾紛。提出強烈抗議，如今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戰爭一觸即發。關東軍在我東北大營對麵大搞針對我東北軍的軍事演習。看來戰爭離我們不遠了，此事如何善後，還望大家獻計獻策。”
    眾將一時沉默，好一會，鎮守江北大營趙鎮藩旅長站起來說：“中村一行四人擅闖我軍事重地，是間諜行為。盎惑蒙古王公脫離中華民國，是分裂我中華民國，犯的都是死罪！將其捕殺，並不為過。又何懼日本人？”
    稍頓，又繼續說道：“我東北軍有30萬人槍，關東軍隻有1萬人槍，何懼小日本囂張！況且我們掌握人證物證俱在，我們何懼之有？如果關東軍敢挑起事端，我願率全旅將士拚死一戰。”
    一時間，各將士議論紛紛。
    張學良見眾將都是激奮之詞，心裏感到欣慰。可是，一想到將介石明令自己不可與日本人作對。自己已經易幟，隻能聽命於蔣介石。無奈之下，張學良說：“諸位之言，我張學良有同感。國恨家恨，我寢食難安。我決定，不但不逮捕關玉衡，而且要保護他！”
    “總司令英明，我們真正的敵人是關東軍！”趙鎮藩說：“如果關東軍敢開第一槍，我們就和小鬼子血戰到底，我們東北軍不是孬種！”
    “好！說得好！”大家同聲附和。
    關東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曾有合作關係，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發起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麵，借機占領東北。
    1928年12月29日淩晨，張學良等衝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聯名通電全國稱：“仰承先大元帥遺誌，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是日起，東三省一律改懸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為東北易幟。至此，北洋軍閥在中國的統治曆史宣告結束。國民黨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
    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並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並不願意妥協。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遼、吉、黑、熱四省及哈爾濱特區軍政大員齊集沈陽，參加張作霖逝世一周年紀念會，並討論中東路等有關問題。7月7日，張學良赴北平與蔣介石晤談；10日，南京政府外長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張學良貿然派軍占領“中東路”，並將蘇聯的商船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等駐華機構同時查封，搜查蘇聯職員·，逮捕200餘人，此為“中東路事件”
    7月13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並限期答複舉行和談的建議；7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複照蘇聯外交部；蘇方認為不能滿意，於7月17日向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斷絕外交關係；7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蘇絕交問題發表對外宣言；7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蘇聯事發表《告全國將士》電和《告東北將士》書；7月23日，國民政府關閉駐蘇使館。
    至此，中蘇邦交完全斷絕。蘇聯在中國的權益暫時委托德國代辦負責。
    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後，國民黨雖然逐步統一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下，但是其內部派係林立，紛爭不斷，國民政府對南方各省的統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後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平江起義、百色起義等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先後創建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邊、湘鄂贛邊等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發展武裝十多個軍、7萬多人，並多次擊敗國軍一省或多省聯合的進剿和會剿。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於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後兩次對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進行兩次大規模圍剿（使用均為雜牌部隊），均告失敗。
    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係在內的30萬軍隊，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進剿初期，國軍進展順利；8月上旬，紅軍抓住戰機，接連在蓮塘、良村和黃陂重創上官雲相第47師和郝夢齡第54師，一度取得主動地位，但旋即紅軍主力即於1931年8月16日陷入國軍重圍；隨後因國民黨內部寧粵衝突，國軍圍剿部隊被迫做戰略收縮；紅軍抓住時機，於1931年9月7日—15日間，重創蔣鼎文第9師、韓德勤第52師於白石、張家背一帶。第三次圍剿，國軍基本上能控製戰場局麵，雖有損失，也不足以影響全局。而紅軍在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下，卻顯得極為被動，甚至接連受到挫折。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治權，汪精衛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起挑戰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雙方激戰近半年、傷亡30萬人，史稱“中原大戰”。
    1931年5月底，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日本，三次會見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響應；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1931年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複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
    蔣介石迅速調兵“討逆”並親自從南京往南昌督戰，至此，國民政府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準，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並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築壩，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餘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製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於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築渠。7月1日中國農民憤而填渠毀壩，日本警察以護僑為名開槍打死打傷中國農民數十人，一手製造流血事件。事後，日本歪曲事實真相，在朝鮮各地煽動反華風潮，致使旅朝華僑死傷數百人，財產損失尢數。同時日本借機增兵滿洲，為武裝侵略東北大造輿論。
    盡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仍於1931年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這就是所謂的“魚電”。
    1931年7月28日，長江中下遊豪雨成災，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漢口堤防潰堤，直接衝擊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和賦稅重心，使本已捉襟見肘的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災民占全國四分之一人口，損失達20多億元。國民政府緊急組織“救濟水災委員會”，作為代表政府的最高賑濟機構，製定各種應急救災對策。
    國民政府戰爭頻繁，再加上各項建設事業需費甚多，國庫空虛。
    萬寶山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當即指派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議。隨後，他又抽調具有對日工作經驗的駐日內瓦國際聯盟代表蔣作賓出任駐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徑來消弭東北的危機。
    東北地方當局和國民政府依據蔣介石的對日消極態度錯誤地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蔣本人在事變當天並不知情，因此張學良對失土喪師應負一定的責任。據《顧維鈞回憶錄》425（也有438頁）頁記載：“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提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一段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利占為己有。此後，日本創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並由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而1921年華盛頓會議後，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軍費由七億三千萬日元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大規模裁軍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以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石原莞爾為首的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兩年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日本政府急於發動一場對中國的戰爭，借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
    1927年6-7月，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討論並確定了侵略中國的具體方案，並由田中義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給天皇，製定《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內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
    對於父親與日本之間的恩恩怨怨，張學良心知肚明。父親是被日本人害死的，這仇不能不報。他也知道，蔣介石忙於剿共，無暇日本人的野心。他知道，日本關東軍野心勃勃，東三省危在旦夕，此刻，又弄出關玉衡刹中村的事，對這件究竟怎麼處理，其實在他心裏沒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