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曆史傳奇《告禦狀》自序
    二零零四年春，我受友人委托，著手創作長篇曆史小說《平陽奇冤》。零五年秋此書脫稿，同年底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兼華東分社社長周瑞金(皇甫平)先生，和原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劉際潘先生，熱情洋溢地為拙著寫了序言。因為他二人都是溫州平陽人，而《平陽奇冤》這部小說，寫的正是清嘉慶年間，發生在他們家鄉一件真人真事的大冤案。周瑞金先生的序言《觀今宜鑒古》，刊登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文彙報》。
    小說出版後，我即產生把它改編成電視劇的想法。加上書中主人翁莊以蒞、林鍾英的後人也有這一願望，於是，我於二零零六年春著手創作三十集電視劇《平陽奇冤》的文學劇本。
    期間，溫州電視台電視劇製作中心曾有意與我簽約，但當時上麵要減少清廷戲，因此我這並不屬於“清廷戲”的本子，使投資方顧慮，合作最終擱淺。
    二零一三年，北京東方明星影業有限公司欲與我合作簽約，拍攝製作這部電視劇，並被國家廣電總局通過審批公示，因投資方資金問題此事未能如願。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發感到我書中的曆史人物莊以蒞舍身反貪、林鍾英進京告禦狀事跡極具曆史價值。他們為追求真理、正義，不畏強暴，不怕艱險的精神，不僅沒被歲月衝淡，越發閃現出民間正義可貴的光輝。
    封建皇權和官場玩弄權法，草菅人命，營私枉法的落後、黑暗本質，至今仍有極大的迷惑性。我們從社會上眾多文學和影視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人們對封建皇室集權的追捧和美化。
    而文學的本質，應該頌揚真善美，揭露、鞭撻假醜惡。
    當然，無論是《平陽奇冤》長篇小說，還是三十集的電視劇本，現在回顧，都有不足和遺憾。小說過於單薄，劇本難以普及。於是我決定在原有作品的基礎上，創作《告禦狀》這部曆史傳奇。
    《告禦狀》以小人物的不幸命運為主線，複活曆史案件。塑造林鍾英、莊以蒞、許鴻誌等一批來自民間普通人物的藝術形象。力求對環境、事件、氣氛，在細節安排、心理把握、語言運用上，符合曆史真實和特定身分。通過可信和生動的故事情節，展現當時的社會畫麵。
    《告禦狀》對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尊重曆史。本人查閱了《平陽縣誌》、《溫州府誌》、《清史稿》、《大清刑律》等大量史料，又在網上竭力發掘與那個時代和事件有關的人物、史料、掌故和風土民情，從中找到許多有用的資料進行梳理、篩選，進行創作，整部小說素材，都以基本曆史事實為依據。同時依循文學基本規律和表現手法，對人物、情節進行藝術處理。如書中的“散氏盤”、“如是硯”、“嘉慶罪已詔”、“清安泰奏折”、“莊以蒞上阿林保書”、“林鍾英訴狀”等文字，以及陳默、許雪梅、徐秤砣等人物情節，進行文學藝術創作。這些情節與人物的設置，都是按邏輯的“必然趨勢”而伸展，再現當時的社會曆史風貌。使人物性格更為豐滿，典型環境也更為可信。
    史實是土地，文學是花木。沒有花木，史實便成為幹枯的荒漠。合情合理的運用史實資料，進行文化藝術創作的作品，和曆史真實自有一種精神上、本質上的必然聯係。隻有這樣，作品的懸念、故事、細節，才能跳躍出、閃現出曆史人物的性靈。
    《告禦狀》放棄了就冤案寫冤案的一般手法，重點“寫官場”。因為一切冤案的成因，都是官府處理問題不當和社會不公造成。官場在處理案件上的明爭暗鬥，都與他們本身利益緊密相連。也隻有寫官場，才能把所有事件聯係在一起。由於此案是嘉慶皇帝親自過問處理的，這就特別發人深省。
    作品能否淋漓盡致把封建社會的官場黑暗、吏治腐敗，表現得合情合理，就必須客觀理性，而不能以主觀感性的個人好惡情緒，來決定創作目的和理念。
    阿林保、清安泰、百齡這些史實人物，原本都是有作為的人物，也想做利國利民的事，並非全是貪贓無能之輩。隻是在當時社會環境、體製下，當個人理想抱負與現實利益相碰撞，他們便必然會以現實的官場利害關係來衡量得失，來取舍自己的行動方略。這種“被迫徇私”的無奈與相互推諉，在封建體製下是那麼“合情合理”。這正是“人治”與“法治”的矛盾衝突和區別，任人唯親，彈性執法，是封建體製無法避免的弊端。
    以皇權利益為宗旨的反腐反貪，最終必然服從於皇權的需要，平冤獄也以維護封建專製製度為原則。從根本上說，不改變官場的製度性腐敗，就不可能製止腐敗，也不可能徹底平反冤假錯案。
    官場吏治腐敗，是釀成“平陽奇冤”的根本原因，千難萬險找皇帝“告禦狀”成功了，最高權力卻無法徹底糾正奇冤，深化了小說的思想性與現實意義，提升了小說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作品真實地再現林鍾英、莊以蒞、許鴻誌等普通人物不畏強暴，反貪反髒的曆史事跡，使事件情節和人物命運，充滿真實感、滄桑感、凝重感，更具有思想性、藝術性和認識價值。
    希望本書能對我們的曆史文化、政治體製、法理風情，有一定的揭示和警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