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農民，隻因早年參軍於京師儀仗，退役後才有機會進城從警，然，一晃悠，幾十年往矣。寫作，我本是個門外漢，若以文憑論水平，僅能寫一篇日記或者說寫一篇偵破報告，隻所以硬撐著寫作那都是因為少年時的作家夢。
    很難準確地說少年時的哪一年想寫一部書，那時認為能寫一部書就是一個作家。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在我那個窮鄉僻壤的十裏山衝還沒有學校，借一間民房，一個老師教10來個男孩子[無一是女孩子]，這便使我有幸讀書了，那年我八歲，而且人好蠢。我好就好在比那些不願讀書寧願放牛打死也不去學校的孩子強了那麼一點點。記得上數學課後做作業，1十1二2，可我做不了這題，就變成了：1十1二11，第二天老師說，你這題雖然是做錯了，但對於這兩個“1”不離不棄，還並排豎在一起，實屬可貴。這老師當時是鼓勵我還是嘲諷我，不得而知。但那會兒，我認定了老師是喜歡我是鼓勵我，否則，我不會在後來的幾年裏在正規化的學校[注：小學四年級後要到10多裏地的鎮上學校就讀，住宿，僅星期六回家住一晚，星期天下午拿一竹筒鹹菜和一小袋大米返校]裏讀書，我的學習成績還有我的“不離不棄”一並名列前茅。
    兒時讀書，在我的記憶裏，父輩們大多數也隻希望自己的孩子長大後能識自己的名字能記個日子開銷賬，過春節時能寫個門對聯，還有啊，進城不會迷路；而我的父親則希望我讀書，長大後能做官，真不行，那怕能做一個獸醫也是好的。那時村子裏有一人在鎮政府做事[當炊事員]拿工資，每次回來總會帶上一兩斤豬肉孝敬他的父母，這叫我父親羨慕不已。那時村子裏有幾個能識字記賬的均是解放後文化掃盲班的成績；真讀了書的人，文化高一點的有兩人，一人叫家文，當過國民黨時期的保長[那時稱為偽保長]，他在沙洋農場沒回來；一人叫國友，寫一手好毛筆字。春節時，村子裏家家戶戶寫門對聯，全是他給包了[當然，也不收一分錢]，他收獲的是一片敬佩的目光。
    盡管如此，我們那個小山村裏還談不上有什麼人與文學有緣，而我更不知道什麼叫文學，因為沒有一家能有藏書給人閱讀。如果有人問什麼是文學時，得到的回答一定不是散文小說與詩歌等。房下的一個叔叔則說：文學是什麼？是少女，後來變成媳婦，再後來熬成婆。
    我最早讀到的一本書是連環畫，又叫圖書，如今叫小人書，書名是《台灣五月夜》，內容講的是一個姑娘在大街上被幾個國民黨士兵給強暴了。我真正讀到的一本文學書藉，則是方誌敏烈士寫的《可愛的中國/》，第二本還是他寫的，叫《獄中紀實》；再後來當我進入中學時，又讀了《烈火金剛》，《風雨桐江》，《青春之歌》，《野火春風鬥古城》，《蘆蕩火種》……我三五天讀一本，不下二百本，尤其是讀《青春之歌》叫我激動不已，熱血沸騰，直恨自己生錯了年代，要不然的話，自己也會像盧小川一樣參加革命，也找一個林道靜做自己的女朋友。
    這讀書看小說算是愛上了，上隱了。時間長了，知道了什麼叫世界名著也知道了一點什麼叫文學。然而，我想寫一本書的思想萌芽卻最早來源於讀六年級上學期的一篇作文。作文的命題是《種南瓜》，班主任蔡安老師給我的《種南瓜》評分是85，並拿來在班上宣讀。此事過了一個月後，他又將此篇《種南瓜》改為90分[最高分是100分]。到這時，我心裏竟洋洋得意地認為我是個寫文章的料子。為了顯示自己的水平，我把我的家境寫了一首詩放在作文裏給老師看，詩說：
    “祖輩世住大山衝，忘不了這會兒家裏窮。打箍的水缸半缸水，飯桌一張燒了個洞。最耐用的是雕花床，可沒四人搬不動。以上幾件不是寶，件件都比爺爺老。若問它們從何來，上上個世紀誰知道？”
    作文交上去後，老師沒給評語，我不服還有氣，於是我寫了一首詩放在作文裏要氣一氣老師，詩說：
    我走出大山衝，小泥腿子捧書拜孔孟。不巴望書中有幢黃金屋，還真盼紅樓的黛玉喊老公。我小學快讀完，眼看就要上三中。學到的知識一半吐了，一半還老師，到頭來仍是腹中空。”
    這詩交上去後，凡是教過我的課的老師，還真是被我這首歪詩氣了個歪歪。氣吧，我要走了要進中學讀書了。
    讀中學我隻所以不知疲倦地讀了那麼多的書，除了語文課本那一點東西不夠我學習外，讀課外小說在書中尋找快樂是一個方麵，最主要的還是想學習作家們的寫作技巧如何寫一本書。
    可惜的是這世上的事兒不是那個人想做就可以做的，寫書，我哪有那個文學水平與人生的閱曆？寫一部書，隻是我一個少年夢而已。
    後來“文革”了，不能讀書了，當農民，再後來我參軍離鄉，就為能吃公糧。寫作少年夢，夢斷何處，就在北太平莊。當作家？是理想！不自量。
    又後來退伍了，離開京師儀仗營，從警。辦案，刑警這個警種的工作最苦又最忙，忙忙，一晃晃就是而立之年了，那個寫書的少年夢隻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