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
    開放分類：名詞解釋、曆史
    中國曆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曆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類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曆史。
    史官的曆史
    在中國曆史上，設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種由來已久的製度和傳統。
    商周時代，甲骨文中有"作冊"、"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冊內史"、"作冊尹"的記錄。據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考證，"作冊"和"內史"是同樣的官職，其長官稱"尹"，都是掌管文書、記錄時事的史官。
    春秋時期，"君舉必書"，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誌，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禮記·玉藻》說是"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可見，史官的分工和職責是十分細致、明確的。
    秦漢以後，史官的名稱繁多，職務各異，但史官的設置卻一直保留下來。秦有太史令，漢置太史公，唐設起居郎，還有蘭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曆朝曆代都有史官。
    唐朝劉知幾著《史通》，對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與演變，有詳細記述。他認為史之為用，是"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的大事。假如沒有史官，就會善惡不分，是非不辨，功過不清，結果是"墳土未幹，妍媸永滅"。因此他說："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實，對於"史之為用"，曆代帝王心裏也很明白。不過，他們設置史官，沿用"君舉必書"的春秋傳統，並不考慮什麼彰善癉惡、激濁揚清的問題，目的隻是為自己樹碑立傳，流芳百世。《史記·孟嚐君傳》載："孟嚐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侍史記些什麼？後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記述他"好客自喜"的善舉，總不會讓侍史記述他在路經趙國時，隻因趙人出觀，笑稱他"乃眇小大夫"，便擊殺數百人的罪行吧。
    曆代帝王對於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於"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幹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劉知幾：《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帝王們或多或少都會幹一些壞事，那些賊臣逆子、淫君亂主，幹的壞事就更多，但是幹歸幹，舉歸舉，要載入史冊，傳之後代，是絕對不允許的。"穢跡彰於一朝，惡名披於千載"，有哪一個帝王願意把自己的"穢跡"載入史冊呢？所謂"君舉必書"，不過是一句假話。
    史官們就不同了。他們對於"君舉必書"的態度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的好傳統，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藻和史德。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劉知幾：《史通》)。因此，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你"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一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一個要文過飾非，一個要"君舉必書"；一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後人"申以勸誡"。兩種目的，兩個標準，南轅北轍，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較量的結果，常常是權力壓倒亢直者，屠刀強過筆杆子。在封建君主專製下，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