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兵團成立後，我們九團團部配備有一輛軍用中吉普。
    有一次，這輛車出了交通事故。
    團司令部熊協理員乘此車去南京公幹，在六合縣縣城，與一單位大車相撞，熊協理員被當場撞死。
    這當然是一起不幸的交通事故。
    熊協理員曾在三連蹲過點，我們都認識他。他是個和善可親的小老頭。見人就滿臉是笑，沒有架子，很有人緣。
    這起不幸的交通事故發生後，團部經過與肇事單位協商，最後達成賠償協議。
    給熊協理員開追悼會那天，團部領導打電話邀請肇事單位領導前來參加，對方單位領導出於禮節和同情，應邀而來。會議畢，團首長留客人一行吃飯，以盡地主之誼。
    在吃飯的時候，團領導事先安排好的機械修理廠的技工，迅速將肇事單位的小轎車的四個車輪給卸了下來。
    吃完飯，肇事單位的領導和駕駛員要趕回六合，他們走到小轎車邊一看，車輪被人卸了，他們傻了眼。
    他們正想找團領導理論，死者熊協理員的家屬、孩子們哭喊著圍了上來，要肇事單位的人償命。
    肇事單位的領導和駕駛員知道上當，立即嚇跑了。
    從此，我們團就有了一輛小轎車，隻是沒有牌照，不能出遠門，隻能在九團大壙圩圩內使用。
    軍人們對這種違反契約精神和不守信用的事情，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認為很值得驕傲。
    一些退伍戰士對此，也認為這是團領導們的機智、勇敢、有本事，將此事在四下到處炫耀。
    這種品行，是高是低不言而喻。
    有頭腦、懂得人情世故的老職工、老知青，則對他們這種毫無誠信，強占其他單位財物的下作行為，無不搖頭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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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一年一月，陳伯達被中央定性為反黨分子。中共中央發出《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材料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為“陳伯達的反動曆史”。第二部分為“投靠和追隨王明、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第三部分為“對抗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黨亂軍，陰謀篡權”。第四部分為“投靠王明、劉少奇，招降納叛，搞獨立王國”。
    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共九大政治局常委，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是黨的“第四號人物”。
    在毛澤東眾多秘書中，陳伯達擔任秘書的時間最長，前後共達三十一年。
    他號稱是中共的“理論家”、“中共一支筆”。
    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寫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評〈中國之命運〉》等，影響巨大。
    他參與起草了“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決議”、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等一係列黨內重要文件。
    可一夜之間，他就變成“反黨分子”了！
    這不太搞笑嗎？
    隻要有一個正常的、尚未癡呆的平凡大腦，人們都會反躬自問。可惜，很多人已經被奴化得不正常了。他們從來不敢想象，當時要是想打倒誰，就立刻給誰安上一個反革命的罪名，誰也不敢懷疑這是栽贓。
    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這樣的精神奴隸。
    當時，連隊派我和老知青周頌平、李永光到團部參加學習“批陳整風”文件。學習完畢，我們還要將文件精神和附加宣傳材料帶回來，在連隊傳達、宣講。
    我私下對周頌平說：“這些人又開始瞎扯了。以前王明、李立三、張國燾、張聞天反黨。後來彭德懷反黨，劉少奇反黨。現在陳伯達又反黨。怎麼都是老牌共產黨人反黨？”
    周頌平笑道：“誰不順眼誰反黨，誰不順心誰反黨。需要殺雞給猴看的時候，沒雞了怎麼辦？逮個鴨子當雞也要殺。”
    我們撫掌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