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我二姐的大女兒五歲，二女兒兩歲。二姐和二姐夫工作很忙，母親若隨我去農場，二姐一個人帶兩個孩子，壓力太大。
    我母親說，她可以將二姐的二女兒帶著到我這來，她可以同時帶兩個孩子。
    別無他法。
    就這樣，她老人家和我帶上二姐兩歲的二女兒，和我一起來到大壙圩農場。
    我想，老母親主要還是想來看看她的長孫。
    母親來到農場後，才知道我們的生活，比她想象的要艱苦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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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閑暇無事時，我母親會帶上花鏡，看看書報。
    這令左鄰右舍的人十分驚奇，他們想不到我母親識字。
    其實，我母親在一九五幾年時，就在街道當過掃盲的教員。
    我姥姥家原本很清苦，本來我母親在幼年時，也無緣讀書。
    但住在我姥姥家斜對門的街坊中，有個大戶人家，人稱汪家公館。汪家公館裏的老太爺，曾在四川夔州當過多年知府。他家裏的的大小姐，在民國年間要上公學，隻是無人陪讀，汪家的人不放心。汪家的老太爺出麵找我姥姥，要請我母親陪他家大小姐上學讀書。汪家老太爺答應，我母親的學費，由他們家出，於是我姥姥便答應了。
    後來我母親要幫我姥姥做針線活，才綴學。
    汪家公館位於六安老城鼓樓東大井拐與和平巷交界處，緊挨京劇團（解放前新新俱樂部）後門。我家故園與汪家是斜對門，兒時，我經常在汪家公館內玩耍，衰敗大戶的冷落景象，給過我很多感觸。
    汪家在解放後家產被政府沒收，家中後人的成分被劃為地主，成為“人民”的敵人。
    他們生活得十分悲慘，幾乎什麼運動街道都要組織群眾批鬥他（她）們。
    但老鄰居們對汪家的人並無仇恨，鬥爭他（她）們時多是迫於形勢的應付。真正下狠手打鬥迫害他們的，是那些熱衷於階級鬥爭的積極分子和不諳世事的孩子。
    我母親與汪家公館的長媳是好友，每當汪家那個善良的“地主婆”被批鬥後以淚洗麵，想不開幾欲覓死時，家母總是前去安慰，開導。
    那情景，曆曆在目。
    我姥姥除了會做各種衣服，還會做戲曲演員在舞台上演戲穿的厚底靴子，會修補損壞的刺繡和戲裝，以及修補珍貴的裘皮。她老人家能將那些損壞的精美刺繡服裝，修補得天衣無縫。
    我姥姥將她的一手絕活，傳給了我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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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老知青在一九六七年後很多人結婚，因而在一九六九年春，大部分已婚的老知青都有了孩子。家家戶戶，都麵臨孩子沒人帶的難題。為此，隊部在初夏開辦了幼兒園，有孩子的工人在出工時，孩子可以送到幼兒園。
    一個小孩，每月繳費兩元。
    這一變化，使我母親決定，要帶著二姐的二女兒回金寨。我亦覺得，我家的生活太苦，老母親遠不如在二姐家享福，故沒有意見。
    二姐得知這一消息，給我來信，說母親難得出遠門，要我帶母親去南京、上海等地好好玩玩，並給我寄來二十元錢作路費。
    五月份，我向隊部請事假半月，決定先帶我母親和外甥女去南京一遊，然後再一起去上海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