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嶽派”大將，墩圩隊的老鄉、好友胡家塘曾當麵不滿地批評我說：“你又保嶽中林，又保穀誌瑞，是腳踩兩隻船。”
    我反駁他說：“嶽中林和穀誌瑞是一隻船上的人。”
    文革後期，穀誌瑞擔任滁州地區地委書記，文革結束後，調中央組織部，先擔任中組部檔案局局長，後任中組部辦公廳主任。龔毅青亦上調北京，任國家藥監局局長。
    多年後我才從嶽中林夫人，朱藝芳口中得知，原來穀誌瑞以前是華國鋒的警衛員。
    我一九七六年初調回金寨縣，在深山一林場工作，日子苦不堪言。
    我謹遵“施恩莫念，受惠不忘”古訓做人原則，再未與穀誌瑞、龔毅青一家人聯係、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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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浩劫結束後，開始改革開放，各地鄉鎮企業蓬勃興起。
    天長縣靠近大壙圩的一家生產一次性輸液器的鄉鎮企業，遲遲拿不到國家藥監局的批文批號，無法投入生產，他們非常著急。
    知青“難友”錢大鳥錢升陽，聽說這件事情後，他來到這家企業，自告奮勇對這家鄉鎮企業負責人說，他能幫他們在北京，拿到這個企業生產的一次性輸液器的批文批號。
    這家鄉鎮企業負責人對錢大鳥的話，雖然將信將疑，處於無奈，依然死馬當作活馬醫，帶著錢大鳥來到北京。
    他們來到北京後，在藥監局找龔毅青局長。
    龔毅青不認識錢大鳥。
    錢大鳥對龔毅青說，他是我的好友，曾在大壙圩農場王台孜隊協助我營救過穀誌瑞。
    往事曆曆在目，龔毅青自然十分感激。她向錢大鳥打聽我的消息，錢大鳥說，隻知道我調回了金寨縣，不知道我具體在什麼單位工作，龔毅青很遺憾。
    當即，這家生產一次性輸液器的鄉鎮企業，就拿到了多年未批下來的批文。
    這使這家企業對錢大鳥另眼相看。
    這件事，是後來錢大鳥到金寨找我借錢，親口對我說的。
    他打著我的名分去蒙混龔毅青，使我十分不快。
    我問錢大鳥：“你從中撈了多少好處費？”
    錢大鳥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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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我因寫長篇小說《平陽奇冤》去北京，曾到中組部大院去探望穀誌瑞。
    在敘舊中，驚悉他的夫人龔毅青已經過世，他們的二女兒穀萱也不幸因病英年早逝，令我十分震驚，傷感。
    斯時，穀誌瑞已八十多歲，身體健康，耳聰目明，且神智十分清醒。談及往事，很多事情他都能清楚地回憶起來。連他後來去蕪湖，時任蕪湖市人大主任的嶽中林，送他兩刀宣紙這樣的小事，他都能記得清清楚楚。
    他聽到我正在寫以大別山紅軍肅反為背景的長篇紀實小說《大別山英魂》時，他連連搖頭歎息，說：“唉，這段曆史，難寫，難寫啊。”
    可見他對紅軍肅反這段曆史很了解，感受也頗深，深知現在秉筆直書這段曆史，是很難的。
    我當時觀察了一下穀誌瑞的起居客廳，隻見他的書桌上方，赫然掛著某寺廟一位高僧手書的《金剛經》，令我十分驚訝。
    穀誌瑞告訴我，他無事時也練練書法，主要是抄寫佛經。
    這更讓我吃驚。
    一輩子為共產主義奮鬥的革命老幹部，到老卻寄情於筆墨經卷，這太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