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法定假和廢除分飯
    對吃不飽，工資低，買什麼東西都要票證的社會現實，大家都習慣了。
    我們除了埋怨生活艱難，命運不濟外，從不敢質疑如此貧困的社會根源，更不敢質問政府。
    我們對報紙一直宣傳的大躍進帶來的三年大饑荒，是蘇修逼債、自然災害造成的話深信不疑。
    即使有什麼疑問，也不敢說出來。
    因為無情的事實是，你一旦打算弄清楚一些什麼事情，你就步入了險地。你一但將對現實的不滿，訴說出來，就成為反對社會主義的犯罪證據了。
    幾年前曆曆在目的“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報紙不說，文件不說，你就不能說。上麵說是“失誤”，你不能說是“錯誤”。你隻能理解、體諒這些“失誤”，而不能批評、指責這種錯誤。這是政治立場問題，否則，你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對“大躍進”的錯誤和惡劣後果，還是諱莫如深。
    當時，大家都有這個常識，知道對工作累，吃不飽，工資低，買什麼東西都要票證這種事，大多數人有意見也不敢提的，因為提也沒用。弄不好，你就成了“落後分子”，是和黨組織離心離德。
    叫你吃不了兜著走。
    故大家在公開場合，言談不越雷池一步。
    但大家對星期天不放假意見很大。
    星期天是法定假日，總場坐辦公室的幹部們，都是星期天放假休息，不上班。
    卻蠻橫規定我們工人一個月隻放一天假，星期天不放假，憑什麼？
    這明顯違反了國家的法規。
    工人們，尤其是我們知識青年，對星期天放假的要求比較強烈，對如此剝奪我們工人休息的權利，意見很大。
    按說有意見可以向領導提。
    王書記雖然是領導，但他是分場領導，我們工人夠不著。我們工人的領導是班長，我們有意見隻能按組織程序在班長麵前提。由班長將我們的意見，逐級向工會主席彙報。然後工會主席再將班長們的意見集中起來，彙報給黨支部王書記。
    提意見的結果會如何，要看王書記怎麼說。
    那時都說，我們工人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有主人翁的地位。可我們這些主人翁們，連在國家法定假日期間休息的權力都沒有。
    我們不能在法定假的假日裏休息，法定的不算，他們當領導說的才算。
    我們對此很不滿。
    為法定假日不放假的事情，有幾個班長願意為工人說話。他們在一起找到工會主席，向他提出要求星期天放假的事情。
    工會主席聽明白他們的意思後，當即就將他們的意見頂回去。
    工會主席連連冷笑，不容置疑地說：“不行，你們簡直是異想天開！星期天都不幹活了，要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不行！”
    一個農場分場的星期天放了假，會造成多大的“國家損失”？
    可是，在摘幾個海椒就是破壞人民公社，發幾句牢騷就是思想反動的大環境下，班長們哪敢依法指出他講得不對？
    工會主席還有一套他自己理論，他對前來提意見的班長們侃侃而談：“你們雖然是工人，屬於工人階級，但農場的工人是農業工人，不能跟城裏工廠的工人比。你們要向人民公社社員看齊，農場是農工，要向人民公社的社員學習。我們種莊稼有季節性，時間性。紡織廠的棉紗不織布，放多久還是棉紗。莊稼老了，不收割就會爛在地裏。能一樣嗎？星期天決不能放假，你們見過公社的社員過星期天的嗎？”
    幸虧他還沒說人民公社的社員連工資都沒有。
    工會主席這種理直氣壯、強詞奪理地不準我們在法定假日休息的規定，既不尊重法律，也不尊重規章製度，更是不尊重人權。
    他是仰仗著下級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
    班長們當然不敢跟工會主席理論，更不敢頂撞。
    官大一級壓死人，沒辦法，他們隻能心懷不服，鬱鬱而歸。
    他們都明白，也不需要再越級向黨支部王書記反映了，因為工會主席就是王書記本人兼任。
    周扒皮想叫長工對幹活，是偷偷摸摸半夜學雞叫。我們場裏的領導是明目張膽違法亂紀，輕點說是帶頭違反規章製度。
    大壙圩農場工人要求星期天放假的正當要求，或者說這一維權鬥爭，持續了十年。
    大壙圩農場在一九六九年改建成安徽省生產建設兵團後，星期天不放假的這一蠻橫的違法規定，仍然得不到糾正。
    在廣大工人長期憤懣的強烈要求下，才於一九七四年秋，由建設兵團九團團黨委被迫糾正，極其勉強地宣布執行星期天放假製度。
    當時，由於我積極支持、帶頭為兵團戰士爭取應有的福利和權利，團黨委的主要領導，對我恨之入骨。
    團政委多次找我談話，軟硬兼施，要我和團黨委保持一致，不要站在工人一邊，我不為所動。最後，團黨委來個秋後算賬，要求師部派工作組進駐三連，專門調查我。幾次整我、欲置我於死地。
    此為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