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級的暑假，學校裏辦了一場很奇怪的大席（大席是指酒席的意思，一般都是結婚生子、喪事、壽宴等擺設的酒席統稱為大席。）
    說奇怪是因為，沒有人結婚生子，也沒有人家裏辦喪事，就舉辦了一場酒席，最奇怪的是酒席是在學校擺的，家裏人辦大席必須要在家裏舉行，這是一直延下來的傳統。
    隻是作為小孩子的我們，好奇心也就是三分鍾熱度，過去了也就不在想啦。大席上，人倒不是很多，但是很多人我卻不認識，除了村子裏的一部分人，其他外麵的來的人我都不認識，心想著也許是這次主人公的那邊的親戚。大席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幾個在學校玩耍的小家夥被我那個當老師的二爺叫住留下吃大席，而且要求我們必須吃完，這是命令不是詢問，於是乎那天下午我們幾個是挺著肚子回家的，不過大席確實挺好吃的，而且能在學校裏吃上大席的小孩，我們是第一批啦，也是最後一批。
    隻是我們沒有想到這場大席的主人公會在我們以後的日子裏深深的紮下了根。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個人能讓你打心眼裏佩服，能讓一村子的人都尊重的，能給你帶來無數的感動，哪怕我們都已經各在一方，卻總是在心裏的最深住住著這麼一個人。他就是我的恩師，也是我們學校的恩師，或者可以說是我們村的恩師——鄭老師。
    三年級開學的時候，我們除了語文數學老師沒有變以外，還額外的增加了一位老師，鄭老師。他是正宗的蘇州人，帶著濃濃的蘇州口音，和我們說話的時候用的是普通話，我們那邊方言和普通話也很接近，所以溝通起來也不難。那時候他五十五歲，個子不高，大概一米六左右，皮膚很白，長相很溫和，是個慈祥的老人。我很好奇這樣一個在大城市呆的人為什麼會來到我們這個窮溝溝裏來，除了一望無際的麥田和呼呼的西北風，啥也沒有的窮山村。後來才知道，這並不是他第一次來，他在銀行裏有份很好的工作，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被發配到了我們這裏教書，那時候上學本來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能有一個好老師更是奢侈。很幸運的是，我們村卻也奢侈了一把，把他送到我們這裏。鄭老師教學教的很好，學生們也很喜歡他，他年輕時在我們那裏教書的那幾年，出來的學生都考上了大學要不就是混得都很不錯，那場酒席也是他的學生出錢幫他辦的，他是個很低調和節儉的人，一分錢都不舍得亂花，雖然是個男人可是什麼活都會做，洗衣做飯，養花種菜，縫縫補補的都難不倒他，最重要的是他很博學，毛筆，算盤，繪畫，語文數學樣樣精通。所以我們跟著他上學的那幾年學到了其他人學不到的東西，小學的生活也因為他的存在變得非常的豐富多彩。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鄭老師也離開了我們村，但是在我們村裏稍微有點年紀的人都知道他，並且讚不絕口。他走了之後，學校裏出來的學生一年不如一年，到了我姐那一輩才又重新出了幾個大學生，那時候能考上大學絕對是件光榮的事情，不像現在滿大街的都是博士碩士，十個人裏九個人都是大學生。帶我們那年，他正好剛剛退休，退休之後他又回到了我們這裏，雖然他的工作並不是教學，但是年輕時的教學讓他喜歡上了這份事業，也喜歡上了我們這裏的人。
    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丟下大城市的生活，跑到我們這個窮鄉僻壤的地方教學，無薪帶教，雖然學校要求給他開工資，但是他沒要，他說自己有退休工資就夠啦。我們三年級的時候因為教室的樓房太老，已經出現了大的裂縫，安全受到了威脅，後來學校蓋了新的樓房，那時候蓋那麼多房間是需要花很多錢的，這些錢對我們村而言那是很難的，是鄭老師一個人跑到蘇州尋求愛心人士給我們捐款蓋起的這座希望小學，我不知道他到底跑了多少家，見了多少人，說了多少話，我隻知道在當他風塵仆仆的從蘇州趕回來的時候，帶來的不隻是錢，還有希望和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