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周刊·第四期（總第004期）
    主編：夜七
    （曆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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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結的三角戀——曹丕＆曹植＆甄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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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這也沒什麼，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兩不相涉。可曹植卻並非優哉遊哉地過日子。在建安二十年，曹操在出征救援合肥時，對曹植說：“我當年作頓邱令的時候，是二十三歲，回想起當時的所作所為，現在無愧於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曹操二十三歲做了什麼事情呢？史無明載，不過他在當頓丘令之前是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不避豪強，皆棒殺之。”想來在頓丘做的事也差不多。
    可見當曹操出征的時候，他希望曹植能夠坐鎮鄴城，維護大後方的穩定，所以拿自己在頓丘令任上的所作所為做例子，勉勵曹植拿出狠勁來，該出手時就出手。曹植在此時所扮演的角色，相當於內務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領導，在曹操和曹丕遠征期間確保大後方許都、鄴等幾個重鎮的安全。
    而這時候甄宓在做什麼呢？《魏略》記下了這樣一件小事：曹操在這一次東征時，不光帶著自己老婆卞夫人，還帶走了甄宓的一兒一女。曹操三月份回鄴城，而曹軍主力一直到次年的九月才回來。卞夫人回來以後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就很奇怪，問她說你跟你兒女離別這麼久，應該很掛念才對啊，怎麼反而容光煥發更勝從前呢？甄宓回答說：“有您照顧他們，我還擔憂什麼呢？”（自隨夫人，我當何憂！）
    這個心態是很可疑的。兒行千裏母擔憂，兒女隨軍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顧，當母親的最多是“不擔心”罷了。可史書上描述此時甄宓的狀態，用的詞是“顏色更盛。”注意這個“更”字，說明甄宓的麵色，比與兒女離別時更加光彩照人。換句話說，自從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兒女離開以後，甄宓非但毫不擔憂，反而一直很高興。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狀態會如實地反映在生理狀況上。本該“不擔心”的甄宓，卻變得“很高興”，說明甄宓高興的，並不是兒女出征一事。那麼她到底在高興些什麼呢？
    在這之前，曾經有一次卞夫人隨軍出征得了小病，甄宓聽說後徹夜哭泣，別人告訴她隻是小病已經痊愈了，甄宓繼續哭，不相信，說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鄴城，甄宓望著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說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動壞了，連連稱讚她是孝婦。
    這兩件事都是相當高明的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謙恭。就連裴鬆之都質疑說：“甄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因此這些行為說明不了甄宓是孝婦，隻能證明她有智慧，工於心計。她越是處心積慮地討好卞夫人，越證明她是在掩飾些什麼，圖謀些什麼。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人在許都發動叛亂，殺死了長史王必，最後被嚴匡平定。這起叛亂規模不大，影響卻不小。它發生在劉備與曹操在漢中大戰之時，關乎曹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這已經不能用警衛疏失來解釋。
    這種叛亂，必然是經過了長期醞釀、籌備和組織。所以它們爆發在建安二十三年初，策劃卻應該是在更早時候的建安二十二年。
    恰好在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這段時間，鄴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為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將完成而變得特別高興。這兩者之間，很難說沒有什麼因果聯係。
    這等規模的叛亂發生在肘腋之間而官府全無覺察，內務安全的最高負責人曹植難辭其咎。可是，曹植雖然貪杯，卻並非庸碌之徒，手底下還有楊修、丁儀、丁廙兄弟這樣的幹才，為什麼還是讓這起叛亂發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給曹睿的奏章裏說的“絕纓”事件，這個事件恰好可以把這一切疑問都串起來。
    甄宓很清楚曹植對自己的感情，並且敏銳地覺察到這種感情是可以利用的——還有什麼比控製安全事務最高負責人更有效的叛亂策謀呢？
    當時的鄴城，曹操卞夫人曹丕都不在，為甄宓提供了絕好的環境。她隻需要略施手段，曹植這個多情種子就會不顧一切地鑽入彀中。於是“絕纓”事件發生了，誰絕誰的纓，這很難講，我們也無從揣測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看到的隻是結果。結果就是曹植玩忽職守，鄴城與許都的治安變得漏洞百出。讓吉本等人從容鑽了空子，以致釀成大禍。
    這個貫穿建安二十一到二十三年的陰謀，就是絕纓事件的真實麵貌。那麼一個大致結論便可以得出來了：甄宓，應該就是這起叛亂的幕後推手，因為隻有她，才能讓曹植棄父王的囑托於不顧。
    於是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親手種下這些叛亂的果實，然後興致昂揚地看著它們發芽、結果。
    可是，我們現在知道的，隻是一些發生過的事實，而這些事實背後隱藏的東西，始終還遮蓋著重重的迷霧。每一個陰謀，都會有它的動機和目的。甄宓不是瘋子，她如此處心積慮，究竟意欲何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