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詩的絕唱
    ——《靜靜的頓河》
    “在描繪頓河的史詩式的作品中，以藝術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現了俄國人民生活中的具有曆史意義的麵貌”，這是1965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理由。在冷戰的高潮，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一位蘇聯作家協會的書記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認同。
    這是真正的史詩，真實地描寫了每個生命的悲劇、痛苦和創傷，作品散發著強烈的有別與社會主義或所謂共產主義的人道主義氣息，你可以感受到哥薩克的生活，哥薩克浪漫不羈的性格，他們對春種秋收的眷戀，他們對生與死的豁達無畏，他們對正教虔誠的信仰。
    靜靜的頓河，整篇文字是那樣安靜、平靜、冷靜；就像他筆下那條靜靜的頓河，帶著無限的憂鬱、惆悵；流露出一絲一縷“淡淡的哀愁”；飽含著對大自然的崇拜，對生命的敬畏；充滿了那種對人類的痛惜心情。內心的傷痛和珍愛；那寧靜的莊嚴的頓河，那“用哥薩克的鮮血灌溉過的”草原，草原上的花草樹木和飛禽走獸；這一切讀來令人心裏不由得隱隱發顫和作痛；為相互殘殺的哥薩克男人，為苦難中頑強生存的哥薩克女人，也為那永遠靜靜地流淌，流向曆史深處的頓河。
    1919年以後，火炮取代了大自然，成為頓河生活主旋律的演奏者。“革命”伴隨著炮聲翩然而至，沒有人能預感它究竟是狂歡的使者還是災難的淵源，正如沒有人預知階級的產生、剝削的存在、兩種人——人民和敵人——的迥然不同——所有這些觀念都是走私進來的，沒有經過批準或許可。那個名為“平等”的理想，也隻是在有人為“不平等”下定義之後，才逐漸取得了話語權。
    撤除人道主義的底線以後，革命和原始人之間的殺戮就沒有表麵區別。在敵我對抗中剝奪生命，似乎是超倫理的、無需論證的命題。米沙•柯曬沃依火燒村裏財主柯爾叔諾夫的房子的時候，麵對手無寸鐵的百歲老人格裏沙加也能坦然舉槍；為了拉攏人心，哥薩克暴動軍打出了反對“槍斃人和搶劫”的旗號。蕭洛霍夫幾乎沒有給一名俘虜以苟且的機會，大多數被第一時間處死，少數人則先遭示眾後公開處決。當被俘的紅軍拉到村裏示眾時，死到臨頭者還有意識地往人群中躲藏以躲開毆打，還有人哭得昏厥在地——生命在即將終了時突然平等了，無論是白軍、紅軍還是哥薩克，每個人的生命都平等了。死神慷慨地敞開雙臂，賜予他的客人相等的求生欲望。
    人必須要有所依戀，必須有所憐愛。人應該知道，必須有那麼一個能讓他獲得內心平安的地點。個體麵對有限的未來，將他的全部財產放在大地上，讓青天注視，比用炮火打成粉末更有意義。二十世紀的俄國革命帶來了一種深刻的派係觀念，它否定個體的價值，逼迫個體首先明確立場，在擁護或者反對之間選一條路；它培育的英勇戰士得到了一堆概念、一筆血債，卻永遠失去了自己的祖國和家鄉。
    在一種刻意的宏大敘事下，人們隻能看到革命戰車隆隆向東，除了被“碾得粉碎”的人外，所到之處一片旌旗獵獵，人歡馬叫。蕭洛霍夫揭示了這種曆史進步主義的欺騙性。事實上，革命理念的傳播曆來伴隨著極端的功利目的，革命的輸出造就了無數災難。應該留給個體評說曆史的權利。聽聽曆盡磨難的格裏高力的肺腑之言，我們會發現所謂的“順應曆史潮流而動”是何等的虛妄：“我是為自己打仗，不是為將軍們。如果說實在的，不管是那些人還是這些人，都不合我的心意。”
    革命最終隻給格裏高力留下一個兒子，“這是他一生僅剩的東西”。回家途中，格裏高力把武器扔進了頓河。他受夠了那種強迫人們擁護一方排斥另一方的東西。孤立的美最後要變成醜，孤獨的正義最後要變成壓迫。加繆說過：誰想為一方效勞而排斥另一方，就將不為任何人效勞，也不為自己效勞，最終將雙倍地為不義效勞。有朝一日，由於過分地僵硬，將不再有什麼東西引起人們的讚歎，一切都不足為奇，生活就要重新開始，那將是流放的時代，生命幹枯的時代，靈魂死滅的時代。所幸，俄羅斯的靈魂尚未死滅，在上世紀未，他們沿著流放之路，開始了清算革命、拯救祖國的漫漫征途。
    這樣的著作，在我們這個國家，或許二百年後才會產生。至於現在的俄羅斯，我想大約五十年後就會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