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來時，我接到了我叔叔的電話，她在電話裏簡單地列舉了幾件事：第一：我媽下崗失業了。第二：我父親纏身多年的膽結石惡化，目前正在醫院待手術。第三：今年的分配政策規定：自費生隻能回生源所在地分配。我放下電話直接上了火車站，趕上回家的車，開車之後才想起我今晚答應了校花參加她的生日聚會。事實上我一直都沒忘，隻不過腦子亂的想不到了。
    後來的幾個不眠之夜裏我想通了一件事，我不可能天涯海角得去追校花，我隻能別無選擇的回家。不是因為有什麼關於自費生分配的狗屁文件，僅僅是因為我的家庭離不開我。就如同目前，我們家送不起紅包給主治大夫，可是窮人有窮人的法子，我拎著五斤蘋果繞了一下午敲開了他家的門，說：大夫，我爸一條命就交到你手裏了。這件事換了我媽或我妹妹都絕對沒有半點主意。
    一句話，我和校花不是同一種生活中的人。她是校花，我隻是個痞子。我很冷靜地分析著自己的痛苦，告訴自己；你想毀了這個好女孩子麼？然後我歎息並且感到浮生蕭條。
    我爸病情稍好了一些之後我叔叔托人把我引薦給了當地一家設計院。我們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話，我說我要為家鄉經濟建設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那家設計院的人事科長說我們就是需要你這樣有闖勁的小夥子。於是事情大致算是定下來了。回家之後電話鈴一直在響，我提起電話，校花的聲音傳過來，她跟我說她要找我。
    “我就是。”我盡量裝作平靜的回答。
    校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在她斷斷續續、夾雜著抽泣和怨恨的話聲中她表達了如下幾點大意：“學校說我再不回來就給予除名懲罰，她現在正在替我完成我的畢業設計。她打了好多次電話都沒有人接，以為我出事了，她想我都快想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