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延安對外通訊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若是寄信到白區或敵占區那必須得通過國民黨設在變取得郵政局。在邊區和根據地寄信則有邊區自己設的通訊站。軍委通訊站和邊府通訊站可免費投寄信件。39年我到延安學習家中還不知道，38年父親僅得到過我沒能上延安抗大的消息。長年不給家裏寫信別叫家中以為我犧牲了，既然已經到延安並進入抗大學習，怎麼都得想辦法給家裏去封信報告一下吧！一是告訴老父親我這個獨子還活著；二是向父親報告我還活的比較好，到了響往已久的革命聖地——延安！然而，當時我們在延安要往外寫信必須通過頑區和敵區，抗大為便於學員和敵占區取得通訊聯係，啟用了一個專門的番號，叫“一心堂”。我就用“一心堂”國藥店的名義試著給父親寫了一封報平安的信，信上說：“生意還好，貨源充足，但生活較差……”信封落款當然不能寫抗日軍政大學二大隊四隊魏良，而是寫陝西省膚施縣“一心堂”國藥店，落款“華鋪”。“華鋪”是上小學時老師給我起的號，父親是知道我這個名字。
    信發出沒幾天就收到了父親的來信，那感覺別提有多高興了。父親在信中寄來三元多八分錢的郵票，我理解父親的心思，無非是想讓我常寫信回家，然而，就這三元多的郵票在延安都是變相的貨幣，可用來買些小吃，八分錢郵票可以買一碗蒸雞蛋或是兩根油條一碗豆漿，當時延安和敵占區之間通郵不通彙（隻和頑區及南洋通彙），用寄郵票的方式也解決了不少困難，可是在我抗大畢業前不久就連這個財路也斷了，因為，抗大轉移到綏德去了，無法繼續借用“一心堂”這個通信渠道了，轉移後的抗大收發室收到敵占區寄給“一心堂”的信後是不能直接送到我手中的，因為我用的是化名，收發室隻能將收信人所用的化名、假名寫在紙上，公布出來，大家各自悄悄地取走屬於自己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