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名著《三國演義》給我們塑造了眾多不朽的藝術典型，曹操就是最成功的形象之一。在文學界，他是爭論的焦點；在民間口頭，他是婦孺皆知的“白臉奸臣”。由於曆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各種原因，曹操成了曆史上乃至現實中“奸雄”的代名詞。蔣大器《〈三國誌通俗演義〉引》曾說他“假忠欺世”，“萬古奸賊”；毛宗崗更斥之為“一生奸偽，如鬼如蜮”，“是千古第一奸雄”。這種認識過於偏激，不僅事實依據不夠充分，而且也缺乏理性評判的正確心態。不可否認，“奸雄”的確是曹操的主體性格，但不是他性格的全部；他的性格要複雜得多，豐富得多，也深刻得多。他的性格中既包含了“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的極端人生哲學，又蘊涵著胸懷大誌，高瞻遠矚，胸才大略，氣度恢弘的英雄特質。
    作者塑造這個人物時，始終著力表現其“奸雄”的主體性格；同時又不失時機的從各個側麵表現由主體性格派生出來的其他性格特點。在曹操的主體性格中，既有“奸”的一麵，又有“雄”的一麵，二者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對於曹操來說，“成雄”是其目的，“施奸”是其手段；不“奸”則難以成“雄”，不“雄”隻“奸”隻能是個淺薄的壞蛋。[1]這從曹操第一次出場，就可以看出作者對這個人物的設計和構思的匠心。作者不僅交代了時代背景，介紹了曹操的身世，描寫了他的形象，還特別寫了他性格的基本特征：“有權謀，多機變”，並用許邵等人的話，暗示了他的未來命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是曹操性格的“基因”，他的整個性格都是由此生發出來的。同時也是作者為塑造這一人物形象打上的低色，定下的基調，此後通過各種情節，運用各種手法，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曹操“奸雄”的主體性格以及其它性格。
    一極端的人生哲學
    “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是曹操的處世哲學，也是鑄成他日後血腥屠殺這樣的大錯的根源。並且逐漸形成他“奸邪詐偽陰險凶殘”性格的陰暗的一麵。小說第四回寫曹操殺呂伯奢一家的情節，就是他的這種處世哲學最集中的表現。曹操謀殺董卓未逞，在被追捕中逃到世叔呂伯奢家。呂伯奢冒著隱匿逃犯，罪誅三族的大風險，殺豬沽酒，盛情款待，而曹操僅以聞“磨刀之聲”，“縛而殺之”之語，竟疑心圖己，殺其全家；尤其在明知誤殺之後，為了自己的安全，又殺死了對他情深義重的呂伯奢。
    小說中還多次寫曹操濫殺無辜的事情。比如他為報殺父之仇，竟“悉起大軍，掃蕩徐州”，下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2]果然，“大軍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3]徐州太守陶謙見此情景，仰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4]曹操不僅公開濫殺，而且“醉”中殺人，“夢中”殺人，借刀殺人；他還因疑心圖己而害死了神醫華佗。他的殺人也表現出“狡詐”的特點，竟能做到被殺者而不覺，見者而不疑。他這種陰險凶殘的性格，突出地表現在殺糧官王垕。在壽春之戰中，曹操和袁紹相持月餘，曹軍糧食將盡，糧官王垕請曹操示下，曹操指示“可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5]王垕按其指示行時，結果激起眾怒，且有嘩變的危險。“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借汝一物，以壓眾心，汝必勿吝。’……垕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亦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必變矣。……’垕再欲言時，操已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王垕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眾怨始解。”[6]本是他自己的意圖卻嫁禍於人，用別人的腦袋以塞眾怒，“權且救一時之急”，而這一切都出於他事先的密謀，瞞過了全軍將士。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曹操的奸詐和手段殘酷。
    狡詐和凶殘的確是曹操的性格特點，這是智慧與惡德的交融。他的這種性格有時表現為刹那間地改變主意，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而且轉的不著痕跡。
    卻說武士擁張遼至，操曰：“這人好生麵善”。遼曰：“濮陽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卻？”操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隻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可惜當日火不大，不曾燒死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我！”拔劍在手，欲殺張遼……玄德曰：“此等赤心之士，願以性命保之。”操擲劍曰：“吾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乃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座。遼感其意，遂降。這段精彩的敘寫，非常傳神地反映了曹操當時的內心活動和刹那間的思想轉變：欲殺張遼，是其真情；親釋其縛而敬之，也是實意。欲殺之，是因其辱己，怒不可遏；親釋其縛而敬之，是愛其才欲為己用，理智戰勝了情感；“故戲之耳”，完全是欺人之語，這正是曹操的狡詐處。但曹操絕非一介屠夫，他不像董卓隻知燒殺淫掠，更不像無謀何進禍國殃民。他善於采納忠言，對部下賞罰分明；他胸懷博大，無論對方如何傷害過自己，隻要是與實現統一天下的夙願相一致，都會撇開個人恩怨，大力擢用；他戎馬一生，大敗小敗為數不少，但從未泄氣。相反，卻愈挫愈奮。赤壁之戰狼狽敗走之際，仍鬥誌昂揚，嘲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少智，鼓舞士氣。他的人格魅力感召著無數部下和他一起與敵戰鬥到底。擺脫險境後放聲大哭。這一切都是曹操胸懷和性格的真實寫照，自然流露。後來派張遼、李典、樂進同守合肥證明了他知人善任和料事如神。所以我們敢做出以下論斷：他是一位紛爭不斷、戰火不熄時代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擁有恢弘的政治氣度、英明的人才觀和卓越的軍事才能。
    二恢弘的政治氣度
    在《三國演義》中，作者通過許多生動的故事，寫出“奸雄”曹操政治家的氣度。他雖有奸詐殘忍之處，但是能從大處著眼。作為一個政治家，他胸懷寬廣，目光遠大，膽識非凡，善於用人。第五回溫酒斬華雄之前，由於關羽隻是跟隨劉備的馬弓手，袁紹認為派一個馬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恥笑”。袁術更是怒喝“與我打出（大帳）”。而曹操則認為，“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一再支持關羽出戰，並讓人為關羽斟了熱酒一杯壯行。關羽果然出手神異，立斬華雄而歸。張飛當即大叫：“不就這裏殺入關去，活捉董卓，更待何時？”袁術大怒，訓斥張飛“小卒”，“都與趕出帳去！”又是曹操站出來說：“得功者賞，何計貴賤乎！”[7]當袁術說：“既然公等隻重一縣令（劉備），我當告退。”曹操為了顧全大局，就委曲求全地表示：“豈可因一言而誤大事耶？”。讓公孫讚帶劉關張先回寨，他暗中派人送去酒肉慰問三人。過去我們往往比較注意這個故事回合中關羽溫酒斬華雄的壯舉，而對曹操這種過人眼力和大局意識關注的不夠，尤其是在非常重視門第的當時，曹操這種“何計貴賤”的思想非常可貴也十分重要，所以曹操的成功與他的這種觀念開明，胸懷博大是分不開的。
    《三國演義》通過一係列重大事件寫曹操的雄才大略。尤其在對待陳宮的問題上表現出一個大政治家的氣度。陳宮因為曹操殺害呂伯奢一家，離他而去，投奔了呂布，最後與呂布一起被擒。曹操對陳宮熱情打招呼“公台別來無恙”，陳宮卻說當初離開他是因為他“心術不好”。呂布也比他強，不像他“詭詐奸險”。曹操沒有生氣，仍然想爭取這個人才，但是陳宮堅決不投降。曹操問陳宮，你的老母妻子怎麼辦，想讓這位智賢之士因不舍親情而回心轉意。陳宮卻說：“吾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人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明公耳……”曹操說：“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怠慢者斬！”[8]曹操並“以棺槨盛其（陳宮）屍，葬於許都”。[9]對於曹操，有時即使事情本身是“奸”，你也能感受到內在的“雄”，這就是他不同於別人之處。
    曹操的政治才能最突出的表現在於“迎獻帝都許”，就是我們常說的“挾天子以令諸侯”。東漢末年，大將軍何進采用了召董卓進京以威逼太後來誅宦的錯誤策略，加速了漢王朝的衰亡。並由此拉開了諸侯紛爭，戰火不息混亂局麵的序幕。董卓進京之後，廢少帝，另立陳留王為獻帝，朝局更加動蕩。董卓的燒殺淫掠，觸怒了各方，因而出現了各方豪強聯手共誅董卓的政治局麵。司徒王允巧借西施離間董卓、呂布取得成功，並最終誅殺董卓。但這並未因此使得天下安定，反而陷入更大的混亂之中。董卓的部將李儁、郭汜、樊稠、張濟等人攻破長安，王允遇害，呂布出逃，獻帝被挾。後李儁、郭汜又自相火並，獻帝又被李儁挾持，此時跟隨獻帝的公卿大臣隻有幾十人，朝廷已名存實亡，僅僅維持著皇帝漢統的局麵。
    皇帝的存在與否，對於四處擴張的各地豪強軍閥來講，似乎已不是太重要的問題。如當時袁紹軍中就有人建議將漢獻帝迎來，以便利用皇帝為己正名。進而利用這一政治優勢擴充自己的實力，但袁紹最終沒有采納。認為獻帝不過是一個包袱，迎來之後要處處向皇帝請示，受到牽製。而曹操卻聽取了部下的建議充分利用了這個得天獨厚的政治優勢。正如諸葛亮所說：“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理……”[10]中國自古就有“天時，地理，人和”之說，這三者被看作是能否奪取天下的三大因素，其中天時是第一位的。曹操迎獻帝都許，實際就是對天時的正確把握。“挾天子以令諸侯”使他在政治上占有了正統地位，可以名正言順地發號施令。無論劉備還是孫權，他們的名爵都要獻帝來冊封，而最終的決定權就在丞相曹操手中。這樣曹操既掌握了實權，同時又避免成為眾矢之的，為自己的行動減輕了壓力。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獨特的政治優勢對於他實現北方一統起了關鍵性作用。
    三英明的人才觀
    要問三國群雄中誰的帳下雲集眾多智謀之士、勇猛之將，回答當然是非曹操莫屬。曹操有天生的人格魅力和用人智慧，無論別人如何說他奸詐，他的帳下都從來不缺少智士和猛將，即使他死後，魏國依然人才濟濟。相比之下，蜀漢在劉備死後則出現“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的局麵。魏能最終敗蜀滅吳奪取天下，人才起了關鍵作用。魏國人才濟濟得益於曹操的人才觀：愛才，重才，率才；而且具有連貫性。
    曹操愛惜人才有目共睹，最典型的例子是對待關羽。有人認為這是奸雄的手段，筆者以為不全是。曹操喜愛關羽的為將之才，更敬重關羽的忠義。上馬金，下馬銀；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使盡渾身解數以結其心。所以曹操挽留關羽是情之所致，情非得以。其實作為一個政治家，曹操有自己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支持的。關羽離開曹操以後，蔡陽想去追殺，曹操卻說：“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11]於是，“叱退蔡陽，不令去追”。當程昱又說關羽會成為袁紹對我們的威脅，應去追殺，曹操則說：“吾昔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位其主，勿追也。”[12]因此曹操身上決不僅僅是奸詐，他的個性具有多層麵，多色調，多成分，尤其是強調做人要明白（胸懷坦蕩），不可失信於人。三國群雄中唯曹操有這樣的品格。他號召部下都要向那個離開自己而回到對手劉備身邊的關羽學習，這是何等寬廣的胸襟，真正令人欽佩。曹操善於發現人才，也愛惜人才，並千方百計的筵攬人才。所以他脫離袁紹以後，不久就“文有智謀之士，武有能征善戰之將，一時威震山東。”十二回曹操在攻打陳地途中，發現一個壯士竟然能與自己的悍將典韋大戰幾個時辰不分勝負，“心中暗喜”。於是吩咐悍將典韋再戰時詐敗，並且安排人馬誘使許褚陷坑擒獲。然後“親解其縛，急解衣衣之，命坐”感動得許褚歸順。十四回曹操帶著漢獻帝從洛陽遷都去許昌的路上，徐晃奉命半路截殺。曹操派大將許褚出戰，兩人大戰五十回合不分勝負。曹操下令鳴金收兵，說：“徐晃真乃良將也。吾不忍以力拚之，當以計招之。”行軍從事滿寵建議說，他和徐晃有一麵之交，今夜扮作小卒，潛入敵營，勸說徐晃來降。結果此計成功。後來徐晃和許褚都成了曹操手下的大將，為他立下了赫赫大功。毛宗崗在曹操決定招降徐晃那段話有一條批語：“曹操見才便愛，哪得不成大業？”這句話十分恰當，不僅反映了曹操愛才重才的特征，更說明了曹操作為政治家的睿智。
    曹操不僅愛才，重才，而且能夠正確的率才。三國群雄中隻有他能駕馭那麼多的智謀之士和勇猛之將。每當離開許都，率軍遠征時，他就令老練持重的荀彧留守許都，以鞏固後方。而將善出奇謀的郭嘉、賈詡、程昱等帶在身邊，讓他們獻計獻策，供他參考選擇，使他或克敵製勝，或轉危為安；每有大戰惡鬥，曹操總是派典韋、許褚、龐德等性如烈火、視死如歸的猛將披堅執銳，衝鋒陷陣；而讓文武雙全、智勇兼備的的張遼、於禁、曹仁等統帥諸軍，獨當一麵。這種知人善任的為帥智慧，使他在群雄逐鹿的三國異軍突起，打出了北方一統的半壁天下。他的戎馬一生為後世留下了獨特的軍事經驗，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其中尤以官渡之戰和赤壁之戰最負盛名。
    四傑出的軍事才能
    漢末稱霸的軍閥被曹操各個擊破。這是《三國演義》描寫的曹操的黃金時代，是輝煌壯麗的篇章。黃巾起義和董卓之亂後的漢朝，已是名存實亡，大大小小的軍閥，擁兵自重，稱王稱霸，有的甚至公然稱起皇帝來（袁術），你爭我伐，戰火不息。“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當然，直接受害的是老百姓，“千裏無人煙，念之斷人腸”，但曹操並未隻獨善其身，而是以天下為己任，率兵出境勤王了。此後的《三國演義》前半部分應視為曹操傳記，主要精彩的戰鬥都基本上都是曹操的戰績。像對呂布的幾起幾落；又幾為呂布所擒，轉到後來打敗呂布，並聽劉備之言除去了一個對手。緊接著是擁有“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及天下”之勢力的袁紹，而曹操卻以數遜於對手的實力在官渡打勝了他一生中最嚴峻的一場大戰，一舉奠定了他在北方的統治地位。同張繡之間的戰爭是曹操教訓最為深刻的一次，先是取勝，驕傲自滿，因一婦人之故，被對手打了個措手不及，愛侄曹安民，長子曹彰，愛將典韋犧牲。但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後並未垂頭喪氣，而是重整旗鼓再次打敗張繡，並收服張繡。其鬥誌，胸懷和軍事才能豈非英雄能有？跟馬超，韓遂打仗，先也是狼狽不堪，“割須棄袍”，後采納離間之計，打跨了人稱“錦馬超”這隻西涼猛虎。隻有對袁術，劉琮，張魯等作戰稍微順利一些。不過張鬆曾對曹操在激戰中的敗績作過歸納：“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須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13]引得曹操大怒。可見戰鬥之激烈與取勝之不易，但戰爭結果卻都是取勝（除赤壁之戰）。正因有他這樣的軍事家，北方才得以休養生息，漢朝才能維持著皇帝漢統的局麵。正如曹操自己所說：“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14]
    雖然，《三國演義》中並未詳細介紹曹操的文學成就，但是曆史上他是一位名至實歸的文壇領袖。曹操不僅能“外定武功”，而且能“內修文學”。他是英雄，也是詩人，更是建安文學的開創者。以他父子三人（曹操，曹丕，曹植）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形成了曆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學時代。曹操的名篇在《三國演義》有涉及。其中以《短歌行》讓人記憶深刻，不僅是作此篇時因一時酒性誤殺劉馥，更主要的原因是此篇表達了他求賢若渴的精神和統一天下的雄心壯誌。“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而《龜雖壽》則表現出他老來依然要建功立業的宏偉誌向：“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讀來令人振奮而向上。
    由此可見，“奸雄”曹操是一個具有遠見卓識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以往我們對奸雄的的理解比較機械，把“奸雄”等同於奸詐性格和雄才大略。不可否認，在群雄逐鹿的三國時代，曹操的脫穎而出基於兩個方麵：奸詐性格和雄才大略。但通過本文我們看到奸詐僅是成雄的先決，雄才大略才是曹操性格的真正主導；並且曹操的奸詐具有時代合理性。所以今天我們不應該把他“奸雄”的形象理解為大奸大惡的雄豪，而應該是性格複雜，智慧非凡，才能卓越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15]
    [參考文獻]
    [1]陳繼征論曹操的“奸”與“雄”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00，（3）
    [2][3][4][5][6][7][8][9][10][11][12][13][14]《三國演義》（明）羅貫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7）P85，P86，P151，P151，P44，P168，P169，P318，P226，P226，P226，P492，P459
    [15]紀德君百年來《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廣州大學學報，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