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官和禦史，在古代又被稱為言官，就是說話的官。這種官沒有別的職責，就是要說話，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提批評和建設性意見。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當正經的事情，關係朝廷興衰、吏治清濁。
    不過，說話一旦成為一種職守，對於那些特衝、特有說話欲望的人來說，言多必失，沒準哪天就丟了飯碗。而那些說話欲望不那麼強烈的，不說話也不行，等於白吃飯不幹活，可說話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神經，或者得罪了哪個大人物，自家的烏紗帽便難以保住。
    對於這些職業說話的官來說，最高境界是當李林甫說的那種儀仗馬，好吃好喝，悶聲不響，大家過太平日子。當然，這得碰上皇帝怠於政務、權臣又不樂於生事的時候才行。
    說話難，又必須說，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頭講章和不痛不癢兩個方麵做文章，說大道理，拽大詞，從三皇五帝開講，最後說幾句現成話，無非勤政愛民，不失農時，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這招兒不行，就走下三路，扯點無關宏旨的小事，雞毛蒜皮，兩下模棱。隻是後一類如果說得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話。北宋慶曆年間，有衛士震驚宮禁，滿朝文武嚇了一跳。有禦史建議，說是蜀中羅江狗（狗的品種，類似於今天我們說的德國黑背）不錯，可以用來頂替衛士。真要照這樣做了，那麼皇帝的禁衛軍，就變成狗衛隊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說話的水平並沒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親自出麵求雨，有諫官奏請皇帝禁止天下宰殺鵝鴨。那意思，似乎隻要不殺這些水裏漂的動物，老天就會開恩降雨似的。碰到同樣的情景，明朝的諫官提的建議是，不許百姓吃蛤蟆。這多少靠譜一點，因為民謠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說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時候，言官說話最難，大道理不能說，因為皇帝認為，這種大道理，隻有朕才有資格講，臣子奴才亂講，等於僭越；彈劾批評也不好說出口，說錯了，立馬被懲罰；當然，不說話更不行。言官們隻好眼睛向下，盯著老百姓，說點似是而非、興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間，有位禦史連上三奏，第一奏請皇帝下令，讓尼姑還俗。第二奏，要求民間如有女孩子年過二十還沒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麵為其擇配。這種主意，雖說強橫了一點，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辦法，舊話重提，在那種時代，不算離譜，隻是操作起來有難度。第三奏最絕，他說，在他看來，民間鬥毆多半因為數十文錢，因此勞駕皇帝出麵，要求有關部門查清所有需要數十文錢的窮人，每人發數十文，於是天下太平。結果，雍正皇帝覽奏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直接讓這位禦史老爺回家吃老米去了。
    如果雍正能夠同時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爺（明清兩代禦史的俗稱）的奏折，估計氣肯定消了。當年，北京城裏城外，都可以見到馱煤的駱駝，由賣煤的人趕著進進出出，有時候，趕駱駝的人，就騎在駱駝上，橫著順著的都有。某位滿人禦史老爺，大概騎馬騎慣了，看見有人橫著騎駱駝，橫豎看不順眼，於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麵，禁止趕駱駝的橫著騎，說是可以防止他們被顛下來。
    在那個時代，建言的人理論上言者無罪，屬於製度上特許的可以放開一點膽子說話之輩，但是，隻要現實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權臣，或者得寵的嬪妃、皇帝身邊的太監，任你是誰，說話也得小心。即便是有特權的言說者，大概也隻有說空話的膽量，沒有說錯話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