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出來的時候，陳漾沒敢看。
    他把臉扭向窗戶，看著外麵那條髒兮兮的街道。街上有一群孩子在踢毽子，雞毛在空氣裏亂飛。陽光很好，但照不進這間充滿消毒水味的小屋。
    李娟把片子插在燈箱上。那是一片模糊的黑白影像，像一團亂糟糟的棉絮。
    “這裏，還有這裏。”她用手指點著幾處邊緣模糊的陰影，語氣很平靜，“陳舊性病灶，鈣化了。這說明你以前感染過，但沒治好，或者沒管它。現在這裏是活動的。”
    她頓了頓，看著陳漾的後腦勺。“得打針，吃藥。周期很長，半年起步。這期間不能累著，得吃好點，營養得跟上。”
    陳漾沒說話。他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根繃緊的弦。
    “多少錢？”我問。
    李娟報了個數字。不算天文，但對我們來說，是筆巨款。
    我摸了摸口袋，又看了看陳漾。他慢慢轉過頭，臉色比片子上的陰影還要難看。
    “沒錢。”他說。
    “可以賒。”李娟收拾著片子，“我爸當年欠你爸一條命。這恩情，我還得起。”
    陳漾猛地看向她，眼神裏有震驚，有懷疑，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渴望。但他嘴上還是硬的：“不用。我自己能行。”
    “你能行個屁。”我打斷他，“剛才誰還想把自己埋礦裏去來著？”
    他被噎住了，嘴唇抿成一條線。
    李娟笑了笑，把藥單子遞給我。“先拿藥吧。針劑我這兒打，口服藥按時吃。記住，絕對不能斷，斷了就前功盡棄。”
    我們拿著藥出來。一大袋子，白的紅的，像糖果一樣，但吃起來肯定苦得要命。
    回到那個破旅館，陳漾把藥倒在床上。他一顆一顆地數，像是在數自己的命。
    “梁昭。”他喊我。
    “嗯？”
    “你說，我媽要是知道我現在這樣，會不會後悔當初沒把我一起帶走？”
    我沒回答。這種假設沒有意義。
    他也沒指望我答。他自己拿起水杯，就著那股子苦味，把藥往嘴裏倒。吞咽的時候，他的喉結劇烈地滾動，像是在咽一塊燒紅的炭。
    那天晚上，他沒睡好。藥有副作用，他惡心，反胃，半夜起來吐了兩次，吐出來的都是黃水。
    我躺在床上，聽著他在洗手間裏幹嘔的聲音，心裏像堵了塊石頭。
    第二天一早，我醒來時，發現陳漾不在屋裏。
    我嚇了一跳，以為他又跑了。衝到樓下，看見他正坐在台階上，手裏拿著個小本子，在上麵寫寫畫畫。
    “幹嘛呢？”我湊過去。
    他把本子合上了。“沒幹嘛。”
    但我看見了。那上麵密密麻麻的數字，是他記的賬。每一筆支出，每一筆收入，算得清清楚楚。最後那個總數，用紅筆圈了出來，觸目驚心。
    “得掙錢。”他把本子塞回包裏，聲音沙啞，“這藥不能停。李娟能賒一時，不能賒一世。”
    “怎麼掙？”
    “找活幹。”他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這鎮子再破，總有要人的地方。”
    我們開始在鎮上轉悠。
    這地方叫鹹水鎮，因為旁邊那條鹹水河得名。鎮上人不多，大多麵色枯黃，行色匆匆。街邊開著幾家小店：修車鋪、糧油店、麻將館，還有一個看起來像是兼營殯葬用品的小賣部。
    我們去了修車鋪。老板是個滿臉橫肉的中年人，正蹲在地上補胎。
    “招人嗎？”陳漾問。
    老板頭都沒抬。“不招。養不起閑人。”
    “我會修車。”
    “我會修車用不著你教。”老板不耐煩地揮揮手，“趕緊走，別耽誤我幹活。”
    我們又去了小飯館，想找份刷盤子的工作。老板娘看了陳漾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搖搖頭：“小夥子，你這臉色，看著就不健康。萬一在我店裏吐血了，我還怎麼做生意？”
    碰壁。一個接一個的碰壁。
    陳漾的臉色越來越沉。但他沒放棄，一家一家地問，一家一家地被拒絕。
    直到傍晚，我們在鎮子西頭的一家煤場門口停下了。
    煤場很大，堆著小山一樣的煤堆。鏟車轟隆隆地響，幾個工人戴著滿是煤灰的口罩，正往卡車上裝煤。
    陳漾看著那些工人，眼神發直。
    “你想幹這個？”我拉住他，“你這身體，經得住嗎？”
    “能掙錢就行。”他甩開我的手，徑直往裏走。
    煤場的辦公室是個簡易房。裏麵坐著一個光頭，挺著個啤酒肚，正嗑瓜子看電視。
    “老板，招工嗎？”陳漾問。
    光頭瞥了他一眼，樂了。“招啊。怎麼不招？有力氣嗎？”
    陳漾沒說話，走到門口那個廢輪胎前，彎腰，發力，硬生生把那個卡車輪胎給抱了起來。
    光頭臉上的笑容收斂了些。他放下瓜子，走出來，繞著陳漾轉了一圈。
    “肺結核？”他問得很直接。
    陳漾僵了一下，點了點頭。
    “病得重不重？”
    “能幹活。”
    “行。”光頭拍了板，“裝車，一噸五塊錢。幹多少算多少。管住不管吃。幹得了嗎？”
    “幹得了。”
    就這樣，陳漾成了煤場的一名臨時裝卸工。
    所謂管住，就是在煤場角落裏搭個帳篷。那帳篷還是我們帶來的。光頭給了他一副手套，一個防塵口罩，還有一把鐵鍬。
    第一天上班，是夜班。
    晚上十點，第一輛運煤車來了。大燈刺眼，引擎轟鳴。
    陳漾站在車鬥邊，和其他幾個工人一起，開始鏟煤。一鏟下去，幾十斤重。煤灰瞬間騰起來，嗆得人睜不開眼。
    我站在旁邊看著。我想幫他，但他拒絕了。
    “你有你的事。”他戴好口罩，聲音悶悶的，“去幫我打聽打聽，附近還有什麼能掙錢的活。”
    我沒辦法，隻能走開。
    我在鎮上轉了一圈，買了兩份炒麵，又買了一瓶最便宜的白酒。
    回到煤場，已經是淩晨兩點。
    陳漾還在幹。他似乎不知疲倦，機械地鏟著，裝車。汗水順著他的額頭流下來，混著煤灰，在他臉上衝出一道道白色的印子。他的動作依然標準，依然有力，但透著一股狠勁，像是在跟誰較勁。
    車裝滿了。司機跳下來，扔給陳漾一根煙。陳漾接了，沒抽，夾在耳朵上。
    “新來的？”司機打量著他，“挺能吃苦啊小夥子。”
    陳漾沒理他，把鐵鍬往地上一杵，走到煤堆邊上坐下。他大口喘著氣，肩膀隨著呼吸劇烈起伏。
    我把炒麵和酒遞給他。
    “吃點吧。”
    他接過去，沒用筷子，直接用手抓著吃。那炒麵涼了，硬邦邦的，但他吃得很快，像是在完成任務。
    “這活太傷肺。”我說，“你這病剛好點，不能這麼造。”
    “錢給得快。”他咽下一口麵，從耳朵上拿下那根煙，在手裏轉著，“一天一結。明天就能給藥費了。”
    他看著遠處的黑暗，眼神有些恍惚。“梁昭，你說，我爸當年是不是也這麼幹的？白天挖煤，晚上也挖煤。想著攢夠了錢，就能讓我們過上好日子。”
    我沒說話。
    “我以前覺得他窩囊，覺得他沒本事，連個像樣的家都護不住。”他把煙點上，深吸了一口，煙霧在冷空氣裏散開，“現在想想，他可能已經拚盡全力了。”
    他低頭看著自己的手。那雙手上全是煤灰，指甲縫裏黑得發亮，虎口處裂開了好幾道口子，滲著血。
    “這雙手，跟我爸的一樣。”他說。
    那天晚上，我們就坐在煤堆邊上。他喝酒，我喝水。煤場裏很安靜，隻有鏟車偶爾響一下。
    第二天，陳漾沒去煤場。
    他去了衛生所。
    李娟給他複查。量體溫，聽肺音，看舌苔。
    “怎麼搞的？”李娟看著他的臉，皺眉，“怎麼這麼黑？”
    “幹活了。”陳漾說。
    “什麼活？”
    “裝煤。”
    李娟沉默了。她看著陳漾，看了很久。最後，她歎了口氣，從抽屜裏拿出一個小瓶子，裏麵裝著白色的粉末。
    “這是增強免疫力的藥。貴，但我給你加進去了。”她把藥配好，遞給陳漾，“記住，活要幹，命也要要。你爸當年就是累死的，你別再走他的路。”
    陳漾接過藥，手指捏得發白。
    “謝謝。”
    “謝什麼。”李娟轉過身去整理器械，聲音有點哽咽，“你爸要是泉下有知，看到你現在這樣……他得多心疼。”
    從衛生所出來，陳漾沒說話。他走得很慢，腳步沉重。
    回到旅館，他坐在床邊，把今天掙的一百五十塊錢，整整齊齊地碼在桌上。
    那是他賣力氣換來的錢。沾著煤灰，也沾著血。
    他數了兩遍，然後抽出一張，遞給我。
    “去買點好吃的。”他說，“別老吃泡麵。”
    我看著那張皺巴巴的鈔票，沒接。
    “你自己留著買藥。”
    “藥錢夠了。”他把錢塞進我手裏，力氣很大，“拿著。別讓我覺得我是在施舍你。”
    我握著那張錢，手心全是汗。
    那不是錢。那是一個人在用最卑微的方式，維護著自己僅剩的一點尊嚴。
    那天晚上，我沒去買吃的。我用那錢，去鎮上唯一的一家澡堂，洗了個熱水澡。
    我很久沒這麼幹淨過了。熱水衝在身上的時候，我哭了。
    我不知道陳漾能不能挺過來。
    但我知道，這藥味，這煤味，這汗味，這眼淚的鹹味，就是我們活著的證明。
    哪怕這證明，酸澀得讓人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