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禍得福
    抗戰結束那一年我爸滿17歲，我婆婆跟我爸商量決定離開方家。
    四爺爺知道這個事情之後提出要清算方家賬房上的賬目，並且將方家賬房上賬目虧空的責任全都歸咎到我婆婆和我爸身上。還說：“哪個曉得你們這幾年是怎麼搞的，你們在外借的錢和賒的賬必須要由你們那一房了清。我們等你們把這一切都弄清爽了我們就分家！”
    我婆婆賭氣，不想再和四爺爺、五爺爺糾纏不清，便提出要將我們這一房的田地和家產都變現用來還賬，就算是我們這一房破產了，也不願意留下一個罵名。
    四爺爺又提出：“方家的田地和房產都是先人多少年積攢下來的，怎麼可以抵押和變賣給外人呢？要真是那樣的話，方家的田地和房產不就都支離破碎不成方圓了嘛？這不是在辱沒先人嘛！”
    我婆婆知道四爺爺打的是什麼壞主意，不就是想最後再在我們這一房恨恨地撈上一筆，吞噬方家更多的家產嘛？我婆婆二話不說，索性將我們這一房的全部田地和房產一起打包都變賣給了四爺爺，之後用變現來的現金還清了所有的外債和欠款。
    1945年冬至那一天清晨，我婆婆和我爸在方家吃過最後一頓早飯，母子倆各自背上一個簡易的包袱走出方家的大門。我婆婆包袱裏還有我們這一房破產後僅剩下來的21塊銀元，我婆婆問我爸：“榮青你後悔不？”
    我爸看了一眼方家黑洞洞的大門和站在大門口眼淚汪汪相送的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姊妹們，大聲說道：“媽，我們去成都過活興許還是因禍得福呢！”
    現在有好多的成都人一說到誰誰誰才是真正的老成都人，往往就會引出很多爭論不休的話題來。而且各說各有理，誰都不服誰。當然了，按照我個人的理解和認知，成都是一座具有近2500年悠久曆史的古老城市，而且是從未更改過名字的一座城市。它的包容和友善不是現在才有的，太遠的我們不追溯，我們單說成都解放後就有過三次大的外來人口的遷徙進入。
    第一次應該是在成都解放初期，那時候有相當大的一批從北方山西、陝西、河南和河北來解放接管成都這座城市的部隊和地方工作隊的幹部，這一大批人後來被稱作為“南下幹部”，都是老革命。他們在解放和接管成都的同時，也帶來了他們的家屬和孩子們，沒有的以後也在成都紮下了根，成家立業之後開枝散葉在成都生活繁衍了下來。這一批“南下幹部”和家屬們少說也有十幾萬人以上，或許還不止。要是再加上成都解放後的駐軍幹部和家屬們，還得再加上十幾萬人。
    第二次是我國“三線建設”期間，那一時期國家從北方和江南的先進發達地區和城市抽調了大批建設性人才來成都參加轟轟烈烈地大西南建設，尤其是在軍工生產方麵。有的工廠是在全國遴選最高精尖的科技技術人員，有的是將最尖端的整個生產工藝車間搬遷到了成都，在重新組建配套設施，建設嶄新的生產工廠。有的甚至將一整座工廠的生產設備和人員（包括家屬）全都遷移到成都來。這一次的大遷徙來到成都的科技技術人員和建設者們，以及他們的家屬應該至少在近一百萬人的規模。
    再有就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高校畢業學生和經商者，以及大批的勞動務工人口湧入成都，參與到新時代成都大都市建設中來。據有關據統計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時至今日，來到成都的這些新建設者在1500萬人左右。
    還有成都是我國西南部地區一座安逸舒適的大城市，也是“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近20年來有大量的旅居者被成都安逸舒適的生活所征服，而選擇留了下來定居。也有很大一批原來在雲、貴、川、西藏地區和西北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陝西工作生活以及退休的人員，最終選擇移居到成都來工作生活和享受安度晚年的幸福生活，這一批移居來到成都工作生活和頤養天年的人數也不容小覷。
    當然，我個人認為，真正的老成都人應該是你上一輩人，或者是你上上一輩人解放前就到來成都來謀生討生活，並且在成都紮下了根和生活繁衍下來的這些人。但是，這樣一部分真正的老成都人現在在新型的成都模式中占比已經越來越少了。所以，要這麼一論的話，我們一家應該算是解放前就從新繁縣城裏來的老成都人了。
    我婆婆在我爺爺還在世的時候，跟著我爺爺來過成都一次，那是他們是往成都北門一家糧油行押送清油和大米，而且就在成都隻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返回新繁縣，沒有在成都多停留。所以，我婆婆隻記得成都的北門大橋、簸箕街和那一家糧油行。
    那一天我婆婆領著我爸背井離鄉到成都。婆婆為了省錢，從新繁縣到成都沒有喊腳力坐雞公車（獨輪車），而是和爸走了近六十裏路，好在我婆婆不是小腳。婆婆說她小的時候是被裹過腳的，但是受不了那種鑽心難忍的折磨，所以就經常求她大哥帶她出去玩耍，這一玩耍就是一整天。婆婆的大哥知道自己妹妹的用心良苦，出去了就幫妹妹解開那該死的裹腳布，讓妹妹自由奔放一整天，回到家裏後還將所有的“罪責”全都往自己身上攬。幸運的是外太公一向開明，外祖母也沒有過多的責怪，這事就算不了了之。所以，我婆婆裹腳的事情就這麼斷斷續續，往後也就成了一個形式而已，到最後幹脆就放任自流。也因此我婆婆和大舅爺爺的關係最親近，以至於婆婆對她那些親侄子們個個都親，當然最親近的還是要數大舅爺爺的兒子章良表叔了。
    婆婆和我爸從早上一直走到下午才走到成都的北門大橋。因為在成都舉目無親兩眼不抹黑，婆婆隻好帶著我爸先一路打聽找到了簸箕街，之後又找到那一家糧油行。
    糧油行的周老掌櫃已經過世兩年，眼下糧油行的生意由周老掌櫃的兒子周老板和他媳婦打理。雖然我婆婆和糧油行的周老板從未見過麵，但是一提及方家和自己就是唐氏本人時，人家啥子都曉得，並且還曉得我婆婆是方家多年以來的實際持家經營人。所以，甚為熱情的接待。
    周老板也多多少少知曉一些方家人自己不便說的家醜，現在見我婆婆領著我爸離開方家來成都自謀生計，不便多說什麼，隻是搖頭歎氣表示遺憾，之後，周老板會心一笑，對我婆婆說：“今後你們要有啥子事情需要幫忙的就盡管說，我們能幫就幫，實在是幫不上忙的，我們給你們出出主意還是可以的。”
    婆婆直言道：“我以前就來過成都一次，我也就隻曉得你們這一家糧油行，那一次來你們糧油行的時候周老掌櫃都還健在呢。所以，我們現在是舉目無親兩眼一抹黑。周老板，我們現在最要緊的是想請你先幫我們找到一家出租房子的，最好就在這裏附近一帶，能夠便宜一點的，哪怕有一間房子就可以……。”周老板笑了笑，走出糧油行店鋪門外，抬頭看了看街沿邊電線杆子上貼的好多字條，之後扯下一張空房招租的字條紙，說：“這不都是現成的嘛！走，我現在就領你們過去看看。”
    一路上周老板說：“現在抗戰勝利了，好多外鄉人都退租回老家了，現在成都的空房子多得很，隨便我們選，而且價錢還很便宜。”
    周老板領著我婆婆和我爸按照字條上的地址走了有十分鍾，來到梵音寺街找到了那一家要出租房子的人。房主王大爺認識周老板，王大爺見有人來看房子，很是高興和熱情。並且極力誇讚自己的房子說：“周老板是曉得的，我這兩間鋪麵房又清靜又當道，出了這個梵音寺街口就是大馬路。之前我這裏是一對下江（下江，廣義是指長江下遊地區江蘇、安徽、浙江和江西等省。抗戰時期有許多長江下遊的民眾為逃避戰亂來到西南大後方四川重慶和成都謀生，被稱作”下江人”。此稱呼含有一些貶義。）的年輕夫婦租住。他們都是在報社工作的，很講究的人，在我這裏一住就是五六年，走的時候還把我這兩間房子打掃得幹幹淨淨。哦，人家走的時候連鋪籠罩被和鍋碗瓢勺這些零碎都沒有要了，還洗得幹幹淨淨疊好放在櫃子裏和灶房裏。你們看就是這些，真的是很講究的人！床和家具都是現成的，你們要是租了我這個房子，啥子都是現成的……”
    王大爺滔滔不絕，我婆婆和我爸看了房子確實不錯。但婆婆又擔心租金貴，就說：“你這個房子好是好，就是太大了，我們兩娘母有一間房子就夠了。”站在一旁的周老板插話對王大爺說：“你這兩間房子要多少錢啊？”王大爺看了看我婆婆和我爸，對周老板說：“他們兩娘母要長租的話我倒是可以便宜一點，你是曉得的，現在房子也不好租，到處都是這個價，兩間房子一年五個銀元。先說好啊，我隻要銀元，不要紙票子……”
    周老板聽了王大爺的話哈哈大笑，說：“老王頭，你咋個不到大街上去搶哦！五個大洋……你拿五個大洋到我店裏來拉米都是一大車了！”王大爺有些尷尬，說：“那……那你們要租好長時間嘛？”
    我婆婆看了看周老板，一咬牙說：“我們要租就長期住這裏不走了，他要租的話我們最多出他要的一半的價錢，我們租三到五年……”“謔喲……你這個大嫂子也太敢回我神了！”
    王大爺一聽我婆婆說的話人都要跳起來了，大聲唔氣地叫喚了起來。周老板按住王大爺笑著說：“老王頭，可以了可以了，現在生意好難做哦。再說你這個房子空起也是空起，要有住才有人氣，你的房子才能耐久不壞你說是不是？我們一租就是三五年，你到哪兒去找這樣的好事情哦！”
    王大爺聽了周老板的話很認真地說：“此話當真？”“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我爸搶著回答道。
    王大爺拉住周老板小聲問道：“這兩娘母是你啥子人哦？”周老板說：“我遠房的姑媽和我兄弟。”王大爺這才鬆了口，說：“那好嘛……我們啥子都不要說了，你們一口氣給我13塊銀元，我就給你們立字據，租給你們5年！都不許反悔啊，你們要反悔了我才不退錢給你們的啊！”
    周老板扭過臉來看我婆婆，我婆婆說：“5年一起給怕是不得行哦，我們身上沒有那麼多錢。他要一起要我們就隻有10個銀元，你要多要一吊錢我們都隻有另外去找房子了。”王大爺苦笑了一下點了點頭，說：“好嘛好嘛，5年一起給啊，10塊就10塊……”周老板趕緊笑著說：“都不許反悔了啊，我來做中間保人，到我店裏去寫字據……”
    這時候房子後麵傳來了一陣當兵的下操聲：“一二一……”婆婆推開通往後麵天井的門再一細致聽，是天井後麵圍牆外麵傳來的聲音，就問道：“咋個這裏麵還是兵營啊？”
    王大爺生怕我婆婆這時候就反悔，連忙說：“隔壁子是川軍劉旅長的公館，他有一個排的衛兵，天天早上和下午都要練操。我給你說嘛，你不要怕嘛，你在這兒住久了就曉得了，啥子叫兔子不吃窩邊草，我們住他隔壁子是最安全保險的，哪個龜兒子吃飽了都不敢到我們這一轉（這一轉，四川話，意思這一片地帶。）來扯皮鬧事的。”
    我婆婆也不曉得王大爺說的是不是真話，看到周老板不說話。周老板點頭說：“是這個道理。”不過周老板又多了一句話：“老王頭，咋個你後麵天井圍牆上還開了一道小門呢，未必你這個房子和隔壁劉公館還有啥子關係嗦？”王大爺急忙解釋說：“封死的封死的……我給你們說實話嘛，以前我跟隔壁的劉旅長當過兵，打煤山戰（煤山，位於成都市內皇城後麵，就是今天後子門的成都體育場位置。煤山高十多米而並非是山，原係皇城壩周圍居民傾倒煤渣、垃圾的地方，經年累月竟堆集成一個特大山包。由於成都坦蕩如砥，一馬平川，市區內的居民和街麵建築又多為平房，煤山就成為了成都市區內唯一的製高點。在成都曆次的軍閥巷戰中，為爭奪煤山製高點莫不死傷累累。）時候我救了他的命。後來他發跡當上了旅長，看到我也老了，跟他也跑不動了，就拿他公館後麵這幾間鋪板房子打發了我。你們曉得就是了啊，不要到外麵去說……”
    就這樣，我婆婆和我爸在梵音寺街安頓了下來，而且一住就是十多年，一直到我爸結了婚，並且生下了我，到我3歲記事的時候我們一家才搬離了梵音寺街。
    我小時候記事得早，我到現在都恍惚記得我們梵音寺街的家後麵天井圍牆上有一扇封死的小木門。我小時候還透過那一扇封死的小木門上的縫隙往圍牆外麵看，我看見圍牆那邊是一個很大的院子，有一棟很大的木樓和有好多解放軍走來走去。以後我長大了，在西藏軍區當兵給首長當警衛員。有一次我跟首長出差回到成都，首長沒放我的假，於是我跟首長一起住進我們軍區駐川辦事處二分所。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我們梵音寺街的家後麵那堵圍牆這邊就是西藏軍區駐川辦事處二分所。我看見圍牆上那一扇被封死的小木門還在，而且軍區天政委就住那一棟木樓裏。隻是我已經長大了，看那一棟木樓也就不大了，它就是一棟小木樓，隻是很精致。
    有一天我跟首長去那一棟小木樓裏拜見軍區天政委，完了天政委送我們出來。我處於好奇，跑到圍牆邊那一扇封死的小木門看，我還像小時候那樣透過小木門上的縫隙往裏邊看，裏麵黑乎乎的什麼也看不清。但我還是覺得好親切。首長和天政委走過來問我：“這門有什麼好看的？”我轉身笑著說：“我們家原先就住這個小門外麵，我小時候還從這個門上的縫隙往這邊院子裏看呢。”天政委笑了，說：“原來是這樣的嗦……那這麼說我們還是間接的鄰居哦……”以後二分所這個大院子拆了，修成了後來的珠峰賓館。
    話不扯遠了說回來。後來我婆婆求神通廣大的房主王大爺給我爸找個事情做。王大爺沒有推辭，去找了相鄰梵音寺街很近的三多裏街上建群煙廠的老板河南開封人單建群，並且還給我爸做保人，讓我爸進了建群煙廠當學徒。我婆婆也從煙廠批發一些劣質散裝紙煙，在梵音寺街我們家鋪麵房門外支起一個小攤零賣杆杆子紙煙（解放前和困難時期很多窮人買不起整包的紙煙，隻有零買一支兩支或幾支紙煙過煙癮，叫買杆杆子紙煙。），同時也兼顧幫人漿洗衣裳和縫補衣裳謀生。
    那時候成都有七八家小型煙廠，老板大多是河南人。抗戰時期日本人占領了整個華北和中原地區，這些老板為了活命，舉家連帶煙廠的設備都搬遷逃亡到了西南大後方四川成都來，仍舊幹起他們的老本行。他們一家家在西南大後方成都一呆就是七八年，慢慢也就習慣了成都不冷不熱的舒適氣候，過慣了成都天府之國物產豐富的安逸生活，抗戰勝利了也就不打算再淘神費力地搬遷回到遙遠的北方去了。
    我長大一點的時候聽我爸說，當時成都的七八家煙廠大一點的有百十號來人，廠裏隻有一兩台小型的半自動切煙絲機器和卷煙機，連包裝機都沒有，紙煙卷好之後全都是人工手包裝。而小一點的煙廠有的隻有二三十人，甚至連小型半自動切煙絲機器和卷煙機都沒有，切煙絲靠人工用類似木匠用的刨子刨，卷煙也是用人工手推卷煙盒子手工卷煙。有的煙廠甚至還按斤數回收小孩子們從茶館、戲園子裏和大街上撿來的煙鍋巴（煙頭）。回收來的煙鍋巴用人工將煙絲拆解蓬鬆後過篩，要盡量去掉之前煙絲上被燒過的焦糊部分，之後噴上上好的白酒和茶水捂起重新滋潤發酵。重新滋潤發酵過後的這些回收煙絲還要加上香精增添香味，完全掩蓋掉之前被人抽過的煙鍋巴的焦油味道。最後在用於人工手推卷煙盒子手工卷煙時，要將這些煙絲放在手工卷煙的中間，而紙煙的兩端部位當然要用好煙絲來“掩人耳目”欺騙那些煙鬼。我婆婆從煙廠批發出來賣的散裝杆杆子紙煙就這種劣質的紙煙。
    我爸進了建群煙廠打工之後，煙廠單老板見我爸識文斷字能寫會算還有些文化，就安心培養我爸，並親自教會我爸開卷煙機。兩年之後我爸成了建群煙廠裏的上手師傅，老板管吃管住（當然我爸沒在煙廠裏住），每個月能掙一塊銀元，還有和老板、老板娘一桌吃飯的資格。隻是在煙廠上班很辛苦，每天都要做十二三個鍾頭的活路，而且啥子髒活累活都要做。比如每個月都要拉著架架車去南門大橋碼頭拉大煙葉包，要從碼頭下麵船上將一百多斤的大煙葉包人扛上來裝車，拉回煙廠後還要扛到倉庫裏堆碼好。再有就是發酵煙葉的時候要人工翻動，蒸發煙葉的溫度在一百多度，而且氣味嗆人，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都是一件很苦很累的差事兒。
    我婆婆每次看見我爸累得像狗一樣回家，雖說心疼，但還是教誨我爸說：“我們沒有本錢幹那些體麵的事情，給人家打工就是這樣的，你年輕，隻要能吃得飽飯你睡一覺就好了。老話不是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嘛……”我爸這輩子倒沒有像我婆婆說的那樣成為“人上人”，但是，道理就是這麼一回事情。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了。
    第二年一開年軍管會工作隊就進駐成都的各個煙廠，之後是在新政府的撮合之下，成都北門梁家巷的太和煙廠和建群煙廠等幾家煙廠合並（成都東南門也有幾家煙廠合並在一起，以後成都北門和東門的兩家煙廠又合並，之後是新政府並購兩家大的煙廠，成立了國營成都卷煙廠。）。
    我媽他們一家是1946年從新都縣城來到成都謀生的，我衛爺（在四川有許多地方將外公和外婆稱作衛爺和衛婆。）拉大糞，我媽14歲和10歲的嬢嬢進了太和煙廠當童工，我舅舅12歲到裁縫鋪當學徒。太和煙廠和建群煙廠等幾家煙廠合並之後，軍管會工作隊召開煙廠工人大會，剛一說到工廠工人要解放，首選就是要成立工人自己的組織工會和選舉工會委員時，就有人站起來推舉我爸說：“”大炮”（我爸因為小時候身體還是沒有吃過虧，所以那時候個頭有一米七六，且身強力壯，在當時四川人中算是身材魁梧的了，所以被人叫做“大炮”。）可以，能寫會算，人又年輕腦子好使……”軍管會工作隊的人拿出一份成立工會的章程和宣傳資料要我爸念給大家聽，我爸一口氣念完。就這樣我爸“順理成章”地當選上了煙廠的工會宣傳學習委員。
    1950年年底，成都及周邊農村開始進行土地改革和劃定階級成分，城市裏也進行了居民登記和階級成分認定。我爸當之無愧地被認定為工人階級，我婆婆因為支了一個小煙攤販賣杆杆子紙煙和兼顧幫人漿洗縫補衣裳，被認定為城市平民。
    在當時工廠裏被認定為職員或者是工人成分的人中間，也有一些人屬於高級技工，雖說也是替資本家老板打工，但是在解放前也參與了一些工廠管理事務，比如負責工廠生產技術的副廠長，或者是工頭之類的。還有就是每家煙廠的老板都怕有工人偷紙煙出廠去賣，所以都設置有專職把門搜身的人（類似於現在的保安人員）。這些人雖然也被認定為工人階級成分，但是在他們被劃定為職員或者是工人成分時，在他們的檔案和階級成分登記表格中，被另行備注了他們之前的身份和所做工作的內容。這樣就給這一部分人留下了一個曆史痕跡的“小尾巴”，這一部分人在後來的曆次運動中往往都成了“運動員”。因為，他們往往都被看成是“資本家的狗腿子”，最嚴重的時候還被看做是“工賊”。後來在“文革”時期，這一部分人中間有很多人找我爸寫證明材料，我爸說對這樣一部分人真的是太冤枉死人家了。
    事實證明，在方家我們這一房的破產，還真的是應了我婆婆帶著我爸離開方家時，我爸說的那一句話，“……我們去成都過活興許還是因禍得福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