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人熱衷做官，官場必然膨脹。唐太宗用一個詞形象地總結了官場膨脹的惡果：十羊九牧。十隻羊竟然需要九個牧人，對羊來說是多麼沉重的監管啊，整個牧場又怎麼能興旺發達？
    明末清初的名士侯方域曾在《壯悔堂文集》中從賦役角度分析官員膨脹的惡果：百姓要承擔賦稅，進學校讀書就可以免除，當吏胥也可以免除。免除的結果是什麼呢？十個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把那個人逃避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將那十人的份額加於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惡性循環，老百姓的壓力越來越大。百姓進入官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難以禁止。於是，天下的生員和胥吏漸漸增多，百姓漸漸減少。開始還是學校學生和胥吏把壓力加在百姓頭上，後來就是百姓和百姓惡性競爭了。曆史學家吳思將之稱為“淘汰良民定律”。在人人熱衷官場的時代，良民隻有三種出路：或者擠入官吏隊伍，或者死於溝壑，或者淪為盜賊。
    無獨有偶，民國時期著名實業家、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在1948年批評中國的教育說：“我們國家之所以弄到今天全無辦法，情勢非常可怕，就是因為這種讀書人太多了！在農村，本來可在田裏做莊稼的小孩，讀了書就不能做莊稼了，往哪裏去？到都市，到政府機關去。此外便無事可做了。在都市，商店裏的小孩，本可做生意的，讀了書也不能守商店了，往哪裏去？往更大的都市，還是往政府機關去。在工廠，工人的小孩，讀了書，還是不得當工人了，往哪裏去？如無更多的銀行、公司，還是到政府機關去。目前我國每年中學畢業的學生以十萬計，大學畢業的也以萬計，讀書人年年加多，政府機關的人也年年加多。如果一國人口，全讀了書，豈不全是公務員，會沒有一個老百姓了？”
    西方政治學理論認為，政府的產生是百姓為了保護財產和安全，通過契約的形式將部分權力授予政府。在本質上，政府來源於百姓，要為百姓服務，也就是中國俗語說的：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所以當官場中人以滿足自身享受和發展為目的時，當官就異化成了一個行業、一口飯碗，背離了建立官場的原始目的。
    而一個社會，人人都去當官，而不是直接投入創造財富的活動，全社會的財富積累和社會的活力便令人擔憂。